我们刚才谈了为何有文化和技术的对立，为什么18世纪末期出现了技术强暴自然这种想法。另外一点是针对马克思的分析。马克思是如何谈技术或者机器造成的异化？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的一个重点是资本家拥有这些机器，马克思称之为固定资本，而工人不拥有这些机器或者技术，这是造成异化的一个原因，工人不拥有他们的生产工具，这是马克思的基本的说法，由此劳动者被异化。但西蒙东对于这个说法是很怀疑的。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劳动者的异化，一方面是技术物的异化。大部分的同学应该只听说过劳动者的异化，为什么技术物也会异化呢？
劳动者的异化对于西蒙东来说是怎么造成的？他认为，拥有这些机器的人，资本家，对于机器的理解是不够的，他们不知道机器内部发生了什么，他们只知道机器可以帮助他们提高生产力。资本家只关心买进了机器以后生产力可以提高多少。另外，从工人的角度讲，在马克思的时候，工人进入工厂之前是农民、是做小手艺的。那时他们接触的技术物只是很简单的工具，例如说打个钉子或者用刀切一下等等，这些工具用西蒙东的概念来说，只是技术成分（technical element）。但是他们到了工厂，面对这些机器时，当他们仍然用对待先前的工具的态度去对待这些自动化的机器时，他们之前所建立的身体动作（已经变成了他们身体记忆的一部分、身体图示、习惯）无法重新适应自动化机器。这些机器所需要的只是工人不停的重复一个动作，或者只是检查机器有没有冒烟、坏了。
这里出现了一个鸿沟，工人、劳动者原本的技术想象和机器现实对不上。举个简单例子，如果我们实现了全面数码化，比如某些老人家不会上网，在他们不会用这些技术的时候，我们就会观察到他们的身体对于机器的不适应。这其实也就是西蒙东看到的，当这些农民、手艺人进入工厂，没有办法理解新的技术现实，而资本家也不理解技术现实，所以就造成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所以西蒙东提出，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教育方法，去培养一些人，可能是社会学家、哲学家，但他们要处理的是机器的社会心理学。有针对技术物的心理学，我们要理解在技术物和人之间有一种心理学。这种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来了解技术物的计划或学科，西蒙东称之为机器学（mechanology）。要有一些专家来理解技术现实，他们要留意技术物的心理学，还有这些技术物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为什么需要这些专家？当我们提到技术发展，当前我们的社会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使用者，一种是工程师。但是工程师在工作范围内不会关心技术对社会有什么影响，而使用者又只关心技术物的功能和如何使用，很少真正去理解技术的历史或者其他方面。
现在我们有黑客，但黑客也不会做机械学的工作。大家对于黑客的形象都有一个普遍的错误理解。如果在80年代，大家会说人人都是艺术家，但是在今天，我们会说每个人都是黑客，翻译是hacking、做艺术也是hacking。这是一个文化上的很微妙的转变。有些人想将黑客和工程师对立，但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做法。所以我们根据西蒙东的理解，我们需要一些人去理解技术现实和机器的社会心理学。
我们回到另一点，技术物的异化。这一点是非常有趣的。在发表了《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几年以后，西蒙东开了一门课叫做技术性的社会心理学。在这个课程中，他描述了所谓的技术物的异化，如何理解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消费主义。技术物放在市场中等待人去买，就好像古罗马的奴隶等着别人去买一样。技术物被制造出来，好像就是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实现某种用途。但在消费主义下，大量的技术物涌现，都等着人去买，它们就好像被异化了一样。而且这个等待的过程无限的。就像一个奴隶在古罗马的市场中等待别人来买，但这并不一定会发生。这种不断的等待，构成了西蒙东所说的超历史性（over-historicity，surhistoricité）。
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技术物无法肯定自己的存在，无法掌握自己的结局，而是完全由生产者来计算，能卖出这个产品的概率是多少。对于西蒙懂来说，技术物就丧失了自己的存在，它的存在依附于市场和消费主义。所以技术物就好像被无产阶级化了一样，它们的能力都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能卖。
所以西蒙东提倡我们重新思考和技术物怎么样共处。我们跟技术物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在消费主义中，技术物变得好像奴隶一样的存在，完全缺乏意义，被它的用处所决定。
仅从功能角度去判断一个技术物是不够的，这正体现出我们对于技术现实的不理解。但究竟为什么资本家无法理解技术或机器，工人又为何无法适应新的技术现实？这与技术物的进化的问题有关。
技术物的进化对西蒙东来说是很重要的，它让我们能仔细理解技术物在进化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或者文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进入西蒙东的技术进化的理论之前，我先说一下背景。西蒙东的主论文和副论文表面上看没有关系，但其实他的副论文受主论文中的某些概念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信息。信息怎么会变得这么重要呢？信息这个概念对我们的分析过程有什么作用呢？
我一开始提到，这里体现出一种存在论上和认识论上的转变。这个转变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技术。我们首先需要克服的是古典哲学的遗产，我们的历史、哲学史或者思想史总会留下来一些阻碍我们理解现实的东西。在古希腊时期提出来的思想或古典时期提出来的思想，其实都对应当时出现的问题，比如那时候出现的思想转变、技术转变（这个因素不多）、经济转变、社会转变、文化转变，特别是神学中的转变。有的概念到了今天，已经无法以当时的用法来使用了。或者当我们用那些概念时，它们并不能帮助我们去理解技术现实。
其中一个概念，就是实体（substance）。为什么实体变成了一个妨碍我们去思考的概念？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在希腊的古典哲学中，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里面，与实体相对的是偶性（accident）。
实体是什么？比如这个杯子的实体是什么？我分两个方面来说。《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什么是本质，什么是ουσία。亚里士多德用基底（hypokeimenon）来称ουσία，而hypokeimenon一词在拉丁化之后变为了substance，意思是底层的东西。有了底层的东西就有了表层的东西，表层的东西就是偶性（sumbebekós），也就是accident。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中有实体，有九种偶性。这九种偶性，包括了数量、质量、关系、地点、时间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一方面有实体一方面有偶性。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用另一个词来称ουσία，是艾多斯（eidos），英文通常将其翻译成form，也就是形式。亚里士多德要决定到底是形式还是物质（matter）还是形式跟物质的结合体是ουσία，在三种选择中，他最后选择了eidos作为ουσία。另外，在这里还涉及一个词，很多做古典的人会把它当成eidos的同义词，就是morphe，两个词的英文翻译都是form。我不知道在中译中是否有做出区分。这两个词通常被认为是同义词，但其实是有分别的，eidos可以从物件的物质中抽离。Oυσία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τὸ τί ἦν εἶναι，可以翻译成英文的what it was，其实是一个过去时态，并不是一个现在时态。本质ουσία不是what it is，而是was，也就是它可以抽离于物质。
而morphe不能和物质分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质形论（hylomorphism）的思想里面，hyle就是物质，morphe就是形式。也就是说，将形式放在物质上，就有了同一性（identity）。举个例子，在制作砖块时，我们有一个磨具，在泥巴上压一下，砖就出来了。这很直观，当有形式也有物质后，形式给了物质同一性。西蒙东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像这样来理解物件（我们现在从技术物件回到了所谓的自然物件、物理物件，比如砖块。这有一点模糊，在西蒙东的主论文中，他说的砖并不是一个技术物件，而是自然物件（physical being），但砖块当然也是一个技术物件，西蒙东说用质形论来理解个体化是很不够的。为什么不足够呢？西蒙东认为无论是实体主义（substantialism）还是质形论都不能解释个体化，它们反而都需要用个体化来解释。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做砖的过程，除了形式（模具）和物质（泥），还有其他因素，比如工人的手、模具与泥巴接触的表面、还有压力、还有泥巴里的砂石的互动。这其实是一整个过程，砖的个体化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直接的将形式放到质料上。这个过程对于西蒙东来说是一个信息的过程（operation of information）。我们用实体论或者质形论来理解物件其实是很不够的，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新的方式来理解物件的个体化，这个时候信息概念就发挥了作用。
那时候在美国发展出来的信息论，是在一个控制论的框架下发展出来的。在19世纪有热力学的机器，比如蒸汽机，而在20世纪我们就有了信息技术，两者有什么分别呢？西蒙东说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无法区分能量和信息，在热力学的机器里，这个分别是不明显的。也就是说当时的工程师在研发机器时，没有区分信息和能量。一直到20世纪，能量和信息的分别才变得明显。
质形论处理完了，我们再来处理实体论。
哲学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他根据量子力学指出，实体是一个很危险的概念。因为在量子力学中，我们无法发现实体，其中全部都是概率和关系。有一篇文章叫做《本体与微观物理》(Noumenon and Microphysics, Noumenon翻译成“本体”会造成很多误解），在康德的认识论里区分了现象和本体，现象就是我们能感性地观察到的东西，而Noumenon根据康德，需要智的直觉。在巴什拉的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一开始的时候只有关系的，没有实体。这也就是说，实体变成了一个认识论上的障碍，我们不可能通过实体这个概念来理解量子力学，我们需要另外一个认识论的框架，也就是他所说的关系。
西蒙东引用巴什拉之余，也指出了Noumenon其实也是关系。对于康德来说，只有智的直觉才能理解Noumenon，而人没有智的直觉。但新儒家哲学家牟宗三则说，中国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智的直觉，因为人有智的直觉，中国哲学才成立。对他来说，西方哲学或后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分别，就是在这里。这是题外话。
总结起来，实体论和质形论都不足以解释个体化，而需要被个体化解释，我们需要换一个框架来理解个体化。对于西蒙东来说，也就是信息。这里我们还要涉及到数量级（order of magnitude）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古希腊人谈论一个物件时会说有一个实体，有形、质，是因为他们面对一个宏观的世界（macro physics），当我们要去处理微观物理，比如量子力学时，就有了一个数量级的变化。我们面对的就不是实体而是可能性、概率。如果有人问这张桌子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它由这样的形式由这种木料构成，我们也可以说它由某一种原子构成。我们说桌子的形态和说构成桌子的原子、分子时，是两个不同的数量级。那么数量级这个概念有什么用呢？每一个数量级都对应着某一种不同的现实（reality），这种现实只能通过某一个数量级才能进入。
举个例子，什么是数码？我们说数码是信号吗？是0和1？我们说它是电流，电路板里全都是电流，有电流才有信号。电流给出了0和1的信号，那这是数码吗？我们可以说这不是数码而是数据（data）。其实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数量级来理解数码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从化学反应来定义它，比如说CPU里面其实是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也可以从信号来理解，也可以从数据来理解。但我们没有一个整全的数码概念，我们只能从某个数量级来理解它。
无论艺术品、技术品还是自然物，我们都要从不同的数量级进入才能理解它们的现实。我们做研究、去解决问题，都要选择一个数量级。而西蒙东发现，信息技术提供另外一个数量级来理解个体化的过程。
虽然西蒙东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中没有提到这些，但我们可以看出，他将主论文中的某些概念用于理解技术物。我们接下来谈论技术物的进化。
我们刚才提到，整个个体化过程其实是一个信息的过程。图中的这个人是维纳（Norbert Wiener），是他提出了控制论这个概念。在1941年到1960年期间，梅西（Josiah Macy）基金会赞助了一系列会议。与会者有脑神经学家、语言学家，语言学家中有个中国人叫赵元任，还有生物学家、工程师，其中有提出信息论的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
为什么控制论很重要？在今天我们在技术领域已经很少听到这个词了。比如我念计算机科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念过控制论，就好像这个词已经被历史淹没。但在媒体研究或者社会学、人文学科的领域，这个词是无处不在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技术、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中，这个词已经没人再提，但在人文学科中却无处不在。
那么我们为何要重提控制论呢？因为西蒙东的这本书就是对控制论的回应。控制论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他认为控制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百科全书主义。
维纳的《控制论》是关于人和动物中的控制，他在这本书的头几页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学科的分工太严重了，对门的办公室做的研究就跟你没关系一样，就算你是做网络研究、社会学或哲学的，你的同事所做的跟你也没关系，因为学科分工太细密。两个同事之间几乎不可能有同一个话题。日常交流还好，但是谈论到学科时简直像处在不同的系统。
维纳要的控制论是他所谓的一种跨科学（interscience）的研究，可以沟通不同科学的研究。他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反馈（feedback）。意思是一个系统，它的输出（output）可以同时变成它的输入（input），这个过程是一种循环，由此机器就能自我调节。维纳当时是帮国防部工作的，反馈的机制可以应用在导弹上，应用在火箭发射中，也可以应用生物领域，比如脑神经上，可以应用在不同学科中，成为不同学科的共通的基础。这就是维纳的目的。
西蒙东就身处这样的时代，控制论在美国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很流行的学科。他认为维纳的《控制论》与笛卡尔的《谈谈方法》相当，是很重要的。但这本书其实已经没有多少人在读了，建议大家可以读一下，因为它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西蒙东的《论技术物件的存在方式》是与控制论的对话，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他对控制论有两点批判。但他用了《控制论》中的很多东西，而且有些含糊不清，有时候让人难以判断他是赞同还是反对。比如他对反馈（feedback）这个词有六七种不同的法语翻译，我第一次念西蒙东的时候以为他自己发展了新的概念来抵抗控制论。直到2016年《论心理学》出版，在这本书中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原来西蒙东用的六七个不同的词都是对feedback的翻译，例如« résonance interne », « contre-réaction », « récurrence de causalité », « causalité circulaire »。所以西蒙东是处在控制论中的，他想要做的是一种普遍的控制论（universal cybernetics）。
但他对控制论也是有批判的，主要是两点。第一个，他觉得控制论太注重自动化而没有理解自动化的问题，这是不够的。第二方面，控制论将技术物跟生物对等，也就是说当技术物可以完成反馈，当它有反馈机制时，就跟生物是一样的。西蒙东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生物一旦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它就已经是一个具体了的存在（concretized existence），而技术物是一种不断具体化的物件，技术物的进化其实就是一个具体化的过程。
具体化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就是西蒙东提出的三个概念，技术的成分、技术的个体（technical individual）、技术的组合（technical ensemble）。
接下来的内容会非常技术性。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技术成分，技术成分中的具体化有是什么意思。图中是一个二极管，二极管中有阴极（负极）和阳极（正极）。如果我们加热负极，电子就会释放出来，正极就会将电子吸过去，就会产生电流。
三极管的原理，就是在阳极和阴极之间加了一道控制栅极。栅极的作用是，如果在上面施加正电荷，只需要给它很小的电压，它就能将大量的电子推到阳极，这就起到了放大电流的作用。施加在栅极上的电压很小，而很小的投入就有很大的产出。
那么四极管的原理有是什么呢？四极管有很多种，现在我们只谈一种。它除了控制栅极外，又加了一个帘栅极。三极管有一个问题，中间控制栅极和正极会构成一个电容，它会储存一些电荷，而电流就被减少了。当四极管加入了中间的蓝色的帘栅极时，就可以消除这个电容，进而电流就会被进一步放大。
从二极管到四极管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一个所谓的具体化的过程。这是具体化的一方面，也就是结构的精细化。
但是具体化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是结构的功能的增加，可以有多个功能。换句话来说，为什么一个工业的技术物比起手工业的产品更具体化呢？因为手工艺产品的一个结构只对应一种功能，但在工业的技术物中，一个结构可以有多个功能，也就表示它更个体化。所以具体化一方面是结构变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可以被控制；一方面是一个结构所对应的功能越来越多，这些功能都相互作用和对话。
但是技术成分又与技术个体不同。技术成分是完全抽离的，与所处环境无关，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可以被使用。技术个体就不同，技术个体需要有两种环境，一个是技术环境一个是自然环境、地理环境。技术个体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个是循环因果（recurrent causality），这也是西蒙东对feedback的其中一种翻译，其实是同样的概念。另一方面，技术个体会将技术环境和地理环境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缔合环境（associated milieu）。
举个例子，图中是一个金堡（Guimbal）涡轮机，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如果大家理解它的话，可能对做艺术品或理论都有帮助。用来发电的涡轮机，通常都会因为不断转动而过热，造成自毁效应。金堡发明的这个涡轮机的特点是这样的，他首先用油包裹引擎，外面是一层壳，整体再放进水中。水流推动了涡轮，同时又将热量带走，水流就是涡轮机的地理环境，同时水流又和它的技术环境结合在一起，变成了缔合环境。也就是说，水流不仅推动涡轮机还可以带走热量。水流越快，机器越快，产生的热量越多，但水流带走的热量也越多。而油可以把引擎与水隔开，同时油能迅速将热量导向外壳。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自然环境的河流同时变成了涡轮机的缔合环境，可以维持涡轮机的稳定，所以缔合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还要进一步分析缔合环境，因为它有一个很政治性的、很社会性的意义。
技术组合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比如实验室就是一种技术组合，其中包含了不同的技术成分和技术个体。技术组合要避免单一的缔合环境。想象一下，在一个实验室中，有三个机器连在一起，互相干扰，就会造成很多问题。实验室作为技术组合，要避免单一的缔合环境，需要有多个缔合环境，且这些环境之间不能相互干扰。西蒙东说：
“技术组合与技术物的分别在于，对前者来说单一的缔合环境是不可取的；组合在内的各装置都需要防止这个单一缔合环境的产生。它避免了它所包括的技术物的内部具体化，它使用的只是它们的功能的结果 ，而不允许这些功能之间的互动。”
所以从技术成分到技术个体到技术组合，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分析这些东西？
西蒙东在《论技术物件的存在方式》的导论当中提到，如果说18世纪是一个技术成分的时代（它代表了一个技术无限进步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无限制地开采大自然，那时也产生了全球化的概念，而技术成分就像这个时代的标志，因为一个技术成分可以无限地具体化，直到它变得和生物一样）；而19世纪就是一个技术个体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热力学的时代；到了20世纪，变为一个技术组合的时代，一个信息的时代——那么21世纪是什么样的时代？我们该怎么思考21世纪？希望在整个课程之后大家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解。
我们用“成分”“个体”“组合”来标志不同的时代，这对我们的分析有什么帮助呢？西蒙东在这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作为技术个体的人的消失。如果我们说人曾经是技术个体的话，那么我们所说的便是在工业技术之前的年代，也就是说人们在作坊中用不同的工具劳作的时候。手工艺人花了十多年来学习使用不同的工具，学习这些技术，他自己的身体、姿态、习惯、身体图示、思想，就好像是这些工具的缔合环境。也就是说他通过自身来缔造了一个技术个体。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一个技术个体。
到了工业化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业的技术个体 ，比如一台自动化的机器，取代了这些人，成为了人原先所是的技术个体。工厂里面的机器其实是在模仿以前的工匠对不同的工具所做的不同姿态。在工业时代，那些机器取代了作为技术个体的人的身份或能力。当然我们可以说，那还不是完全的取代，比如我们开着挖土机去挖土，这时我们还是在用工业技术个体与世界、与自然发生关系，人还是作为技术与自然间的中介。但普遍来说，作为技术个体的人已经逝去，但人还是想要成为技术个体，这就出现了异化的问题。当工人在工厂里面对机器的时候，他已经找不到一个固定的位置，他要么成为机器的仆人，要么成为技术组合的组织者。人类围绕着机器工作，他的任务，无论高级的还是低级的，就是照顾技术成分以及它们在功能组合中的整合，这便是人类唯一的功能。所以人面对机器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仍然想要成为一个技术个体，但已经没有机会了。
西蒙东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人类不能再成为技术个体，那么人类可以做什么呢？他在60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有什么答案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我想再提出另外两个问题作为这堂课的总结。
第一个问题，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涉及到几个人，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库日韦尔（Roy Kurzweil）等，他们认为，如果我们的科技继续发展，我们就能超越人类本身的限制，比如延长寿命、改善情绪、提高智力。但超人类主义是不是西蒙东所说的，从18世纪西方启蒙时期开始出现的一种无限进步的理论？与超人类主义相关的是科技奇点（singularity），它说的是在奇点之前，技术不断随时间而进步，但到奇点时，已经无法谈论进步，因为进步的曲线已经变成垂直的，此时会有一个超级智能出现。
我们需要思考，超人类主义会如何处理人和机器的关系，超人类主义是否克服了西蒙东所说的作为技术个体的人的消失？还是说，在超人类主义之下，技术个体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是后者，那么在奇点来临时，人和机器、人和世界的关系又会如何？这些都是超人类主义者不会去思考的。但他们却显得很成功，比如谷歌公司就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很接近：如果科技不断进步，那么终究有一天，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包括政治问题。
比如皮特·泰尔（Peter Thiel），他是PayPal的创立者之一，他认为民主与自由是不相容的，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民主实现自由在他看来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应该克服民主这个概念，怎么做呢？就是发展科技，达到奇点。他提出要加速发展赛博空间、海底空间和外太空，从而尽快到达奇点。
这些问题有很多人讨论，但超人类主义究竟有没有考虑技术与人的关系，西蒙东的分析在这个语境下有什么意义？
第二个问题，全面自动化。自动化这个话题其实是整个课程的一个框架。当前我们迫切地需要面对的就是全面自动化的实现及其后果。很多人认为，全面自动化带来的一个好处是普遍工资（universal income）。当机器全面取代工人，工人都失业后，工人以及所有市民是不是能有一份普遍工资？包括斯蒂格勒也计划在巴黎北部的一个区做贡献性工资（revenue contributive）的实验。比如加速主义者（accelerationism）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由此可以要求国家实现普遍工资，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再比如当前法国大选中，社会主义党的总统候选人阿蒙（Benoît Hamon）就提出需要向机器人征税，以此弥补失业的人所需的社会福利。
这种情形其实并不遥远，可能是未来五到十年世界各地都会出现的情况，在中国可能还更快。我想问的是，假如实现了全面自动化，人与机器的关系又会如何？机器是否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们不再需要处理人与机器的关系？还是机器将作为一种新的界面，进入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中，这会不会带来更加剧烈的消费主义？因为有这么多机器人和这么高的生产力，总需要有人去消费。这也留给大家思考。
在西蒙东的导论中，他提到了心目中理想的人与机器的关系，人好比指挥而机器就像乐手，他们之间有一种互动。这种互动并非是指挥指派音乐家去演奏，而是他们相互之间有一种默契。这种想象在全面自动化实现时会有什么意义呢？
大家要注意，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被政治化，必须紧迫地处理，否则我们就是在等待资本发号施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