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ature 网络社会年会 黑客松

第三届网络社会年会(IUF)黄孙权 |欢迎致词:挑战技术乌托邦的政治对话框架

 

第三届网络社会年会”智慧都市网络
黄孙权教授(中国美术学院 网络社会研究所所长,网络社会年会筹备委员代表)

黄孙权教授大会主题报告,介绍网络社会研究所九月份在香港与美国纽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中国文艺黑客松-合作松2”

欢迎各位来到今日毛毛细雨的杭州,我谨代表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教授,以及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管怀宾教授,欢迎各位朋友的到来。他们两位现在正在旧金山,与旧金山美术学院联合举办“哲匠之道—中美艺术和教育的核心现场”交流展。杭州既是历史中国人文荟萃之所,也是当代中国新技术─经济模型的发源地,相信各位在未来几天内会深刻感受两种美学与速度交汇的乐趣。

今年的第三届网络社会年会,智慧都市网络/Intelligent Urban Fabric,urban fabric 来自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概念,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讨论有关政府治理与政策、智能城市、民间倡议组织以及市民科学等等关键作用。

请容许我回顾网络社会研究所年会,图中展示的是2016年第一届年会,那时候网络社会研究所刚刚成立,有三个愿景。

第一届网络社会,希尔特·洛文克发言

首要是为中国美术学院的师生们带进新的资讯,让大家能够理解与重先构造当下的社会现实;第二,我们希望在美院的支持下深入国际连结的工作,除了学术活动外,也进行出版跟研究的计划,以及在中国首次实验的文艺黑客松的计划;第三个,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持续性的本土研究,期望能够提出中国正浮现之独特的网络社会生产方式,新的技术─经济(金融)模型正剧烈的重构中国的社会与生产关系,我们需要认识论更新以及提出新的方法论,以与国际学界对话,而非只是握手会议。

第一届年会的题目是Forces of Reticulation/网络化的力量,从广泛的跨学科,包含社会、科技、文化,甚至社会运动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当今网络化力量的种种。第二届年会Another Walk with Lefebvre/与列菲伏尔前行:算法时代的都市论与日常生活批判。在第一届概观的探寻之后,网络化不能脱离城市,或者说都市,因为都市是启动所有新的技术经济模型的核心基地,我们因之追溯更早之宝藏,左翼经典的都市理论如何讨论城市与人类希望之可能,列菲伏尔的思考是当中最值得重视的思想资源。

第二届网络社会年会嘉宾签到大会现场

除了年会,网络社会研究所还做了很多”活动”。每年我们办一次到两次文艺黑客松(China Art Hackathon),跟一般的hackathon不太一样,已经成为某种实验品牌。我们每次都会策划特定的主题,邀请设计师、艺术家、策展人、社会学家、专案管理人员跟程序员一起合作。第一届黑客松叫做“loadingthon(落地松)——重新做一个杭州人”,专门谈杭州城市的一些特定处境,以此探究自身存在的城市。第二届叫做“civicth0n(百姓松)”,联合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跟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一起做了一个VR工作坊,并邀请台湾数位政委唐凤(她同时是国际知名的开放原始码行动者与黑客)指导两岸学生,如何通过VR的技术参与公共、民主的讨论等等。最近两年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在平台合作主义上,积极促使技术工程师与合作社的合作,第三届的文艺黑客松是coopathon(合作松,cooperative and hackathon) 在上海举行,我们邀请程序员跟合作社的社员(包含日本、韩国、香港、大陆跟台湾等各个地方的组织)一起参与,让“技术的合作”同时也能是“合作的技术”。

四次中国文艺黑客松

今年9月份我们刚刚结束在香港的PCC HK 大会(platformcooperativism consortium HK)的工作,除了参加PCC HK大会正式报告,在大会之前两天我们举办了第四届的文艺黑客松-“合作松2——透过合作松落地的技术”。让全球的合作社跟进步的程序员们知道,有一种新的、团结的社会组织的力量,基于这种新的力量,才有可能谈平台合作主义。我想请各位先看一个纪录短片,是我们前年在上海办的第一次合作松活动“沪托邦——为了合作社的编码”。

香港PCC大会宣传与合作松2现场
香港合作松所有参与者

在PCC HK大会举办的合作松2更加有针对性,有了第一次在上海的经验后,我们的确开发出一些不错的原型(prototype),有网站、APP等等。这是今年9月份香港活动的所有的参与者。除了台湾、香港和大陆的程序员们之外,还包含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程序员合作社,叫colab,也包含俄罗斯、印尼、新西兰的一些程序员。整个PCC大会大概有30几个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合作社跟合作社平台来参加。

香港PCC大会全体参与者合影)
合作松2 短访影片
百姓松经剪视频
上海合作松1 集锦

接着就来到了今年第三届网络社会年会。这次的年会基本上是一个平行会议,我们上个周末在台北也举办了两天,议题跟杭州这场有些差异,参与的学者朋友也不太一样。在我的构想中,两岸的政治与社会体制差异需要细致的讨论基础,但也面临同样的全球竞争处境。为了对抗技术决定论的智能城市论述,智慧都市网络是一个实验性的初次出发与探索—- 我们开创了一个具有深度发展空间的”品牌”与启动论述,各位来自各地讲者愿意从不同角度来深刻参与,并且愿意背书支持这样的发展,在台湾由文化部支持,在杭州由中国美术学院支持,我想信这种华人世界内部深刻的反思性进步以及国际学术界与技术前沿者的思考,方能使我们走的更远。

台北智慧都市网络国际论坛,罗布·季钦(RobKitchin)发言

因为我们都必须面对地方的一些特殊的问题。今年的年会,我们一开始想的事情是从这张图来的。

巴西圣保罗贫民窟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在巴西圣保罗的例子,叫做gated communitiy,门禁社区,这在都市计划界与理论圈里讨论非常之多。这些中产阶级置身于都市集体消费之政治框架外,这意味着,抛弃那些未能自动化的市民,成为菁英,不再对民主的政治协商有所助益。他们不会是促成转变的力量,而是民主政治失败的受益者。更糟糕的,堡垒之外,智能城市正由产官学大力推销,资讯资本主义将透过智能城市完成下一波积累,他们关注的是治理与技术本身的进步,而非社会正义与市民福祉。当城市面临越来越不公平的都市设施供给,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等等问题,有些人就可以背对街道享受一切生活,可有些人在街头面临生死存亡。

最近飞利浦设计公司提了很多方案,我说这些是叫做gated community的升级版。这个“2020年可居城市”,是由飞利浦设计公司做的,他们想象未来城市是一层薄膜,这个城市是会呼吸的,会活的,作为给中国未来发展的提案。

为中国而设计的“2020年可居城市”,颠覆了我们对建筑结构的认知。建筑外貌被设计为活的皮肤,而非仅仅为了遮风避雨的毫无生气的物料
宁波智能城市效果图)

这张图是位于宁波市(非常靠近杭州的沿海城市)飞利浦公司所提的智能城市方案,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处境从 gated community,慢慢”恶化”成technique fortress community,即以技术驱动的堡垒型的社区。

这整个转型非常非常的快,快到我们几乎不太来得及应付它,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美国、欧洲、韩国、新加坡、墨西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加拿大等等无一不投下钜资,巨型IT公司的利益变成都市发展的主要考虑。当然,最有名的从门禁社区发展成城市成为建案的案例,是IBM自2011年发展的“smarter cities” ,IBM在全球号召各种不同的更聪明的城市方案,有2000多个,可是到目前为止存活的大概只有130个左右。

IBM更聪明的城市

很少人知道它们的成效怎么样,但我们知道在这几年的过程里,IBM从它所提供的服务与设备里赚了将近381亿美元的利润,也有人估计全球的smarter City的市场已经超过500亿美元。换句话说,都市的发展逐渐以巨型IT公司的利益为利益。我非常“喜欢”IBM的CEO讲的这句话,他说:“盖一个聪明的星球是非常实际的事情,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Build a smarter planet is realistic precisely,because it is so refreshingly non-ideological.)所以他们号召了城市开发商、城市管理者一同进行电子治理(e-governce)的大业,可以想见这需要卖更多的设备、监视器、云端储存资料以及更多的技术整合系统资源。技术一定可以服务城市各种不同功能,满足城市未来的需要,而且是即时满足。

总之,现在主流的智能城市的谈法都宣称它不但在经济上可以造福城市居民,在人群、治理、移动、环境,甚至我们所有的生活都可以被满足。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这整个转向有些担心,他认为从60年代福利国家模型结束后,到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整个城市从一个管理的福利系统(mangerial welfare),转向一种都市的企业化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换句话说——我套用马克思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里的话——一个幽灵正在整个星球上面漂浮,这个幽灵就是数位缙绅化(A spectre is haunting Planet— the spectre of the digital gentrification.)。我们有许多例子可以表明数位缙绅化的结果。

我首先想跟各位说的是smart跟intelligent的区别。前不久我跟王坚博士讨论,他也觉得台湾大概犯了一个错误,把smart city都翻译成智慧城市。在中文的语境里,“智慧”跟“智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我们可以说一个耳机很smart,我们会说“万能钥匙”,会说“万能的电冰箱”,所有无线控制设备,在你回家之前,就可以帮你把水煮好等等,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智能相机,甚至连马桶都可以很智能。但在中文的语境里头讲intelligent,通常意味着,我们能够更成熟地处理我自己跟人们的关系,或者更成熟地处理人类跟环境的关系,也是要考虑我们所处星球的一切。

智能与智慧差别

 

不论城市的精英、大型IT公司管理者、城市治理官僚、甚至连中立客观自由主义者的技客(geek),都会觉得技术就是种万能药,吃了它,所有事情都可以解决。

真实的状况怎么样?让我引用美国历史学家梅尔文·克兰萨贝格(Melvin Kranzberg)讲的话,科技文化领域的人都熟悉这句话,他所说的技术的原则(laws of technology)的第1条就是:技术并无好坏,但绝非中立。( Technology is neither good nor bad; nor is it neutral.)技术在传播过程中,总是对先掌握到技术并有熟习的文化使用者有利的,这使得技术总是偏向社会当权阶级。当我们细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有关机器与工人处境的文本,马克思仔细分析了英国当时工业技术与机器引入的状况与工人阶级的处境,他总结的说:「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后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p563.Capital volume 1)当我们讨论智能城市、讨论各种技术的时候,我们必须永远记得这个提醒。

智能城市、智慧市民、智慧器官动力关系

 

假设我可以更结构地解释我们当代的环境,我会说整个由上而下的聪明城市(Smart City)计划,基本上是一个地方政府与商业合作的模式所引发的都市化过程(local state-business-led urbanization),他们所用的工具就是Smart City;同时有一个属于由上而下的底层力量,广大市民想要参与的过程,称此为智慧市民Intelligent Citizens;在两者中间,有很多不同的组织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说公民科学(civil science)、黑客文化(hacking culture),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全世界范围里出击、常常替小市民出气的Anonymous(匿名者)。但是黑客文化有个问题:他们是自由主义的信仰者,却相信科技是万能药。所以有的时候与管理阶层分享相同的价值,他们也觉得技术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可最后其实只是促进了技术本身的进步,而对人类的福祉、对社会正义并不一定有帮助。有些时候,黑客精神的分散式、去中心、实验性的、自由主义,以及诗意的想像仍是瑰宝,关键乃是我们如何让此种精神能够物质化的生根(taking roots),成为可接近的技术,而不是沦为〈加州意识型态〉作者Richard barbrook所谓的”雅痞资本主义”(hippie capitalists),成为富足又能自主的新阶级而已。

在这结构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如如台湾的G0V,看到这次会议的参与者dyne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汎荷学社(Waag),作为PCC─HK组织者之一的P2P foundation ,荷兰的网络文化研究所INC,以及也到了现场的柏林的一个合作社组织与公民提案平台ID22等等。这些组织正在沟通一种新的让技术落地生根的过程,正是我们我们称之为生根类的组织。他们正让技术变得不再高端而遥不可及,强调的是适用(appropriate)与可负担(affordable)的技术。这些组织正慢慢形成一个中间层,也许我可以称他们叫做intelligent organs,智慧器官。这些组织正在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的两股力量的交锋中、利益冲突中磨炼、争吵,甚至居中协调,成为这个结构里重要的角色。

第三届网络社会年会”智慧都市网络” 专题结构图

总之,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以及产生一种朝向实践的力量,那就是创造出一个可对话的政治框架,我们才能够处理这一新的经济-技术模型带来的重要转变。简单讲,我们必须把Smart City、Intelligent Organs和Intelligent Citizens三种的力量放进对话的政治框架中,由上而下的为了”共善”的智慧城市、与由下而上智慧市民参与,中介的技术团体的之智慧器官,三者正在竞争未来都市意义。

什么是Intelligent Urban Fabric?对我来说,特别是在中国,它是一个在巨型的工业化跟都市化发生的过程里,由技术所驱动的差异地理学所交织出的网络我们要研究的是正是在这个网络上形成的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以及新的城乡关系。这就回到了列斐伏尔的说法,我们要把城市当做一个集体作品(œuvre)而不是一个产品(product)。在1983年,著名都市研究者曼纽尔·柯思特(Manuel Castells)在他的《城市与草根》(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这本书里,有一个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他问:什么东西才可以改变都市的意义呢?我们怎么去辨认一个都市,怎么才觉得这个都市是我的,好的或坏的?柯思特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由那些建筑的形式、纪念碑式的高楼大厦、那些公园、马路、边界来决定的,都市意义来自于新的都市社会运动,只有都市社会运动可以造成都市意义变迁,新的都市意义是被新的都市社会运动所创造的。我愿意称当今此种新的都市社会运动为都市的信息化运动(informationalized movement)

以智慧都市网络(intelligent urban fabric)作为问题意识,旨在探询由技术差异地理学所产生的都市化与工业化之网络上所浮现出来的社会文化与城乡新关系,将都市作一个为包含了市民权、永续以及科技发展之整体网络的研究对象。我相信,唯有将三者放在都市治理的对话政治框架中,信息资本主义下的新都市运动才能转化都市意义,这将物质化开展重构地缘政治,亦即能够转化当前全球运算的政治:一个由人类数位轨迹造就的未来而决定了今日现实的处境。

 

最后我想用两部科幻小说来解释我们的一些想象。左边这是我非常深爱的小说家菲利普·狄克(PhilipK. Dick)的《尤比克》(Ubik)。他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像《少数派报告》、《银翼杀手》、《高堡奇人》等。《尤比克》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它非常荒谬、不知所云却令人真实恐惧著。据说人们在这个星球上生了任何一种病,得了任何疑难杂症,比如你在时空穿越时遭遇的创伤,或者在生与死之间错乱的记忆,那么只要拿着这瓶万能喷剂喷一下,你就好了。右边这个图是韩国的松岛计划。这大概是目前进行的最大的一个智能城市开发,它是由思科公司(Cisco)、美国著名的房地产商GALE INTERNATIONAL与韩国政府合作的计划。他们想要做的是u-City,是一座万能城市,一座人类中心的智慧城市,最终成为可复制贩卖的”亚洲大脑”,做完以后再卖到中国跟印度。我常常在想,Ubik跟u-City之间的关系是什么?(u-明显地乃是ubiquitous的前缀,指通用/万能/普及)。有没有一种万能药真能解决人类遭遇的痛苦,解决这个世界里的社会不公?真的有一座万能城市能解决人类普遍面临的痛苦、分配不公与城市驱动的贫富悬殊差距?我并没有答案,我只是每次看到这个巨型的城市,就想到Ubik里的万能喷剂,小说令我恐惧而现实建造的万能城市则感觉想像力贫乏,是万千商业计画的一个,又一个程序城市(programabel city)而已。

道格拉斯·亚当斯,《银河系搭车客指南》

另外一套小说是我特别爱的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的《银河系搭车客指南》(The Ultimat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系列,共有五本。在1976年的第一个版本里,一开始他写道,我们这个星球的人,常常会觉得不快乐,而不快乐的原因都与某一种绿色的(或各种颜色)的小纸片的流动有关,这可真是怪是一桩,因为从头到尾不开心的又不是绿色小纸片!这是我想说的:我们不开心的原因,从头到尾也不是因为技术不进步啊!。

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延续上届年会带给我们的一些启发。列斐伏尔非常喜欢谈possible跟impossible的关系,他曾说“impossibleis our desire”,不可能就是我们的欲望,人们总是欲望著不可能。这些梦想、这些乌托邦、这些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会帮助我们转换我们体验与爱这个世界的方式。这也是我们这次年会想要从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各位参与讨论的师生们那儿学到的东西。

我再次代表中国美术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希望这两天的会议以及最后一天的工作坊能非常顺利,谢谢大家!

(发言稿修改于2018年12月10日)

演讲简报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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