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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 “合作经济”亚洲播种,如何拿回网络拥有权——2018香港平台合作主义联盟大会

-2018平台合作主义大会系列-

作者:黄郁龄
原文链接:http://culturelab.tw/archives/819

澳洲的BCCM合作社在大会中分享挪威的微电影广告“litt ditt coop”

在貌似TED的分享会上,演讲台上讲者说道:“观看历史就知道,所有商业模式都已经死了!现在是分享经济当道的年代。这是一个六百亿的产业……“两个创业的年轻人正苦恼如何说服他们的投资人,想出一个新创商业模式,逛到超市时主角灵光一闪:“如果我们每天都要做的就是『付钱买东西』,那我们能不能邀请所有人一起发展一个属于他们的地方,让他们买卖自己所需的东西?”

这是由两日平台合作主义联盟大会最后一场座谈——来自澳洲的BCCM合作社(Business Council of Co-operatives and Mutuals)及相互保险公司的CEO Melina Morrison,在讲谈过程中播放的挪威“litt ditt coop”微电影广告里的台词。所有人都爱便利又便宜的Uber和Airbnb,热爱在Facebook、Instagram分享我们的生活、认同的事物,但你是否想过所谓“分享经济”是分享谁的经济,又是谁享受了分享经济下的成果?

在2018年爆发脸书(Facebook)资讯丑闻,在马克‧祖克伯苍白如外星人脸庞后,我们已经明白在享受免费、快速的科技平台的同时,一举一动也正在受到资讯监控,但有多少人自此之后跟脸书说了再见?难道这里没有一条道路,指引人们在享受科技、网络、便利的同时,生活与经济怎么变得更好、更公平吗?

草皮前还堆满着台风重创香港扫落一地的枝叶,来自世界各地的平台合作主义运动者在此齐聚一堂,在香港中文大学劳动光荣纪念碑前,面对仍炙热的秋日阳光留下合影。

今年(2018)9月28至29日,“平台合作主义联盟大会”(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 , PCC)首次在亚洲(香港中文大学)举办,题为“播种:亚洲的平台合作运动”。平台合作运动始于2015年,纽约新学院(New York New School)文化和媒体副教授Trebor Scholz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媒体研究客席助理教授兼记者Nathan Schneide共同发起了第一届平台合作主义大会:“平台合作主义——网络·所有权·民主”。平台合作主义大会除了在纽约举办,也推向柏林、伦敦、布鲁塞尔、巴塞隆纳、托斯卡纳等城市。

根据国际调查显示,全球有85%的劳工并不觉得投入(engaged in)他们的工作¹。作为一个停损点,顾问们教导企业管理者去灌输员工一个幻象:“感觉他们也有拥有权”。这是大多数人希望在他们经济生活中经历的,对员工和消费者也都是²,就像台湾著名的那句广告词:“全家就是你家”,这样的逻辑被套用在许多企业的宣传上。

与此同时,互联网不只帮助了你的工作,也控制你的生活。报导指出2019年可能是号称“共享经济”的网路独角兽Uber与Airbnb上市上柜的“最后一年”,这两间网路巨头:Uber从2009 年创立以来,已经历过18轮募资,共22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 Airbnb则创立于 2008年,总募资额已经达到30亿美元。³

在互联网与智慧型手机的推波助澜下,零工经济(gig economy)正在全世界的劳动力崛起,无论好坏,这都是全球化下所产生最新的应变方式。可以被跨国外包的工作,透过“人类云”(human cloud)来完成,公司在UpworkFreelancerFiverr等平台上提供这些任务,让世界任何地方工作的工人都可以“投标”来完成所提供的工作。⁴

剩下不能被离岸外包的职业,被大型线上平台像是Uber或Airbnb所垄断,这些平台声称他们所提供的服务是“共享经济”,事实上却是一种随选服务,平台开发者向使用者收取高额的服务费,借助众人的力量,帮助这些大型线上平台成为新兴全球化公司上市上柜,同时让它们规避了支付员工生产工具与基本福利等负担。

Trebor说,“平台合作主义挪用线上平台的技术核心,并将它放入合作社模型,这种模型使工人、所有者、社群和城市团结协作,并导向政治权力。平台合作社由参与其中、为平台创造价值的人集体所有,并且集体管理;『共享经济』的企业平台榨取劳动者价值、利用用户数据为股东牟利寻求投资回报,平台合作主义则强调为劳动者提供更体面的工资、收入保障和福利,以及良好的工作氛围,且保护劳动者免于欺凌、杜绝过度监视并赋予劳动者有自愿下线的权力。”

正因为是“播种”,其实本次的大会中能看到的“亚洲合作平台案例”并不多。在中国,早期有工业、农业、城市信用合作社,工业合作社主要为政府监管,目前能由人民自主发动主要为农业合作社,而中国最后一间城市合作社在2012年转型为银行走入历史。在香港,早期在回归前受英国统治时期还有一些农民、渔民的合作社,并受合作社条例所控制,在回归后,这些关于合作社的条例已经极少被使用,大多数合作社的组织者会以成立非营利机构的方式实践合作精神。⁵在台湾其实已有总数四千多家的合作社,其中两千多间是早年由学校机关成立的消费合作社,而现今这些合作社面临政府管理人力不足、法条陈旧、人力老化等问题。⁶

此时,要解决“零工经济”问题、“共享经济”的弊病,“合作社组织”也处于更新的交会点——“平台合作运动”(platform cooperativism)正在一个重要的时刻。

Michel Bauwen:协作经济如何可能

大会由P2P基金会的Michel Bauwen开场,其关键即探讨网络的本质,在“为人民的科技—如何与为何”的演说中,首先他提及目前主要的趋势:“科技是中立的,取决于人怎么用他”,然而他反对这种愿景,他认为科技是一种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s)从一开始就被镶嵌于价值和人类兴趣。

他将协作经济归类为四个象限,目前在各个面向上合作经济各有应对,借此思考在合作社领域出现的趋势,“这样的分法无关好坏,只是了解你身在何处”。

(制图:Yulin Huang)

第一象限是中心化并利益导向的网络等级制资本主义(netarchical capitalism),大家熟悉的Facebook、Google、Uber及airbnb即属于此象限,其价值来自于使用者,但经济价值却被平台所掌控,而平台合作社如Fairbnb等就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将交换价值回流至创造价值的社群。

第二象限是分散式资本主义,透过区块链发展的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创造政府与公司系统外自由且平等的交换系统,但掌控于少数人手中,透过分帐式合作社(Ledger coops)的模式,透过如生态状态协定(ecological state protocols)来再生成对抗网络(regenerative networks)。

第三象限是在地化弹性,在地化是好事,但仅限于在地化是不够的。处于转变状态的城镇,可以透过全球在地合作社(Cosmo-local coops),来达成都市共善(Urban commons)的公共项目。

第四象限是全球共有项目,举例来说,透过协议合作社(Protocal coops),分享共同基础设施开发的开放式设计储存库,包含开源软体、程式等,节省重复开发造成的资源浪费。

最后Michel Bauwen总结,观看历史就能了解每次公民遇到危机时,环境和公民就会被牺牲,如果每个城市都在竞争状态,就会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当遇到资源危机、气候变迁等全球性的问题,都在呼吁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社会,这并不是我们喜欢这么做,而是必须这么做,学习共有与如何共有是世界公民非常必要如何存活的关键。

Trebor Scholz:拥有权!如何拿回网络

纽约新学院文化和媒体系副教授,现居在纽约布鲁克林的Trebor,谈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他说“每个月会在距离自己所住2小时45分钟车程的食物合作社做收银员,自己住在公社,小孩也在托儿所合作社中学习。”对他而言,这样的生活并不是一种理想主义,而是合作社原本就在日常生活之中。

2015年他发起了平台合作主义运动,想解决当前零工经济的问题,将合作社、商业模式带到我们的网络经济里。他举Mondragon这个庞大且强大合作组织为例,这个合作社共有64,000个工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合作社,最初在1946年由少数几个人创设的。在美国工人拥有的合作社数量比例非常低,只有3.4百个,在法国则有30万个,他想知道为何工人合作社的数量这么少,如果结合网路,是否就能将这个规模扩大,促进社会正义、解决贫穷与分配不均的问题。我们看到一些理想的案例,像是COLAB,使用像是Roomio这样的线上管理工具,简化会议组织过程,让民主共同治理成为可能。

共同设计(co-design)也是发展重点之一,这样的过程多元包容了过去被放在边缘的人群,像是残障或跨性别人士,这是过往像是在矽谷发展平台经济的洪流中几乎没有的,这让权力分散于程式设计师与使用者之间。有些人或许会问:“平台合作主义怎么能与在矽谷巨人,或是与那些有质感又方便的服务相比?”他观察自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其实越来越多人投入其中,平台合作主义可以带来的好处,就像做换心手术,好处包括扩展基层所有权、平等的收入、提高工作质量、帮助合作社规模化、成员多样化、社区内资金循环、降低税金的可能性等。

典型的几种平台合作方式,包含劳工平台合作社、生产者平台合作社、多元服务平台合作社,此外新形态的合作社有数据合作社、国际型的合作社。像是我们的平台合作主义网络(platform coop)也是其中一个,现在有250个计划,并且已经是一个生态系。那么,实际上有多少工人是在零工经济的结构里?现况是超过“每四个人就有一个”的比例在参与零工经济,不论是主要或额外多做的工作。以零工经济作为主要工作的,大约“每十人就有一位”,使用线上平台(像是Uber、Lyft、TaskRabbit等)的比例则少于百分之一。

全球投入平台合作主义案例

Trebor整理了全球投入平台合作主义的案例,首先来自于比利时,现在正积极推动欧盟业务的SMart,在数位经济时代的零工创新合作,透过SMart,零工可变成合作社的成员来接案子,并约束工作结束内七日需要付款,解决了艺文零工所面临的两大问题。Eva.coop在蒙特娄,是以区块炼经济为基础的共享乘车合作社,串连提供共乘的司机与需要服务的乘客。PCC的全球研究计划,由google资助的在多伦多人行道实验室(Sidewalk Labs)的智慧城市数据合作社。共乘合作社还有在美国德州首府奥斯丁的Ride Austin,有五千个成员的COTABO,巴黎的单车快递CoopCycle,他们将程式码开源提供需要的人使用。 纽约的三个由女性家务劳工合作社共同组织的平台——Up & Go,收取收入的5%作为平台资金和回到合作社营运,95%工资回到劳动者身上。平台合作社以劳工平台方式营运,不需要像UBER跟AirBnB那样假装自己是科技平台。FairBnB是AirBnB的公平版本,从一个小的社区开始,陆续推展到五个欧盟国家成立,促进让在地获利回到社区,而非矽谷。Fairmondo是线上购物合作社,旨在提供除了Amazon这样的网路购物霸权平台的选择。Core Staffing Cooperative是退休人员临时工合作社,用开放的职业教育和共享所有权,以实现其成员的创业,教育和职业目标,同时为其客户提供经济实惠的人力。 

找到资本主义的另类之道:保持小规模

当纽约时报的记者问Trebor:“合作平台占总体GDP是多少”?他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对的问题,因为平台合作主义中有太多价值并非能以金钱测量。Trebor持续提出更多超越数字计量的案例:Savvy在纽约,是一个病患拥有的合作社,帮助患者与公司分享他们的健康经验,提供医疗研究。Green Taxi Cooperative是在丹佛的计程车合作社。social.coop是一种合作且透明的社交平台。Campus Credit Cooperative是在奈及利亚的学生平台,可作教科书和校园的交流。Stocksy United | Stock Photography Co-op是一个加拿大的图库合作社,现在已达年收入1100万美元。MIDATA是在澳洲的平台,让病人有自己病例的拥有权,也可选择提供公司作医疗研究,利益可以回馈作公共研究。Res()nate是柏林创立,以区块链为基础的串流音乐平台,像是平等版的spotify。

(Image credit: Susie Cagle)

筹组合作社  资金从哪来

此外,Trebor也提到“资金从哪里来”?目前也有很多组织能够提供合作社的资金筹组,包含法国的CoopVenture、美国的Start.coop、澳洲的Co-op Incubator,另外国际组织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ILO或PCC网络下,由国际贸易劳工联合会的全球计程车合作平台。最后,Trebor认为当前推行此运动时间紧迫,“我们不能再花时间写个四本白皮书,现在就应该开始着手平台合作主义的推行”,同时他也分享当前平台合作主义正在发展的教学平台计划(THE PLATFORM CO-OP DEVELOPMENT KIT),旨在让更多人能够利用网路就能得到成立合作平台所需的资讯与帮助。

There are Alternatives

不对未来撒谎是不可能的,人们可以随意撒谎。”(Not to lie about the future is impossible and one can lie about it at will)- Naum Gabo

Trebor曾为文引用韩炳哲的《倦怠社会》一书,他说道:“我们生活在传说是以自由,实际却是以成功导向的社会,任何事情都由『是的,我们可以』这样的号召决定。最初是一种自由的感觉,但很快它伴随着焦虑、自我剥削和抑郁”。

举动画《瑞克与莫蒂》其中一集的角色使命必达先生(Mr. Meeseeks)为例更能简单理解,使命必达先生的存在只为完成一个简单的目标,他的口头禅是“Can do!”,他们只为了完成他人的愿望而存在,却因为无法达成目的而暴走互相残杀。今日我们有了更快的网络,更进步的科技,知识的传播变得更容易了,斜杠青年都能学会连续后空翻,但大多数人仍是使命必达先生(Mr. Meeseeks),只能以完成他人的愿望来终结自我。

1995年Richard Barbrook 和 Andy Cameron在《Mute》发表的〈加州意识形态〉(The Californian Ideology)就已经揭示了当年加州矽谷新贵崛起时,高科技意识形态倡导者在掌握了技术,赚入大把钞票下,否定了社区和社会进步的概念,文章呼吁人们重新讨论什么样的超媒体适合我们的社会愿景,如何创造我们想要使用的互动产品和线上服务,用以实现人们的共益与共善,2018年的今日,合作平台主义在亚洲正萌芽。

注释:

1,Gallup Report,〈State of the Global Workplace〉,2017。

2,Nathan Schneider ,《Everything for Everyone: The Radical Tradition That Is Shaping the Next Economy》,2018。

3,Fortune,〈2019 Could Be a Record-Breaking Year for IPOs, With Valuations Topping $100 Billion〉,http://fortune.com/2018/10/19/tech-companies-ipos-2019/。

4,Financial Times,〈How to manage the gig economy’s growing global jobs market〉,Sarah O’Connor,https://www.ft.com/content/5fe8991e-dc2a-11e8-8f50-cbae5495d92b?fbclid=IwAR11IQzAuqj1V9QibYg9U49Z3sKd4maQNughFK4Cq0MixcNEOO-5DlPArEs。

5,黄孙权、Trebor Scholz、Thomas Dönnebrink、Ela Kagel、Darren Sharp、Neal Gorenflo、 Maira Sutton等,《让我们平台合作社吧!》,中国美院网络社会研究所 ,2017,P95。

6,DHL,〈台北拍脑会#2 全记录:政府永远就是在进步公民后面〉,http://culturelab.tw/archives/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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