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cal intimacies: Global South theorising about mobile mediated relationships
文 / Jason Vincent A. Cabañes
翻译 / 严正皓
校对 / 井俱进、郑叶颖
大家好，很高兴在午餐后发言！希望我能在接下来的40分钟抓住你的注意力，陪我一起完成这次演讲。今天的报告内容让我有点紧张，因为我和我的合著者刚刚在上周写完这篇文章并提交给了期刊。所以你们将成为第一批“审稿人”。这次报告的标题是《全球本土化亲密关系：来自全球南方的移动媒介化关系理论建构》。我们已经在这个研究领域耕耘了一段时间，但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全球南方”这个角度来切入，真正专注于我们在这个项目中的视角或思维方式。
人们的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全球化的趋势，或者说，全球化的关系经验正在强化，大家需要在本土与全球之间找到平衡，因为这些关系往往具有跨国性或跨文化性。我们研究的关系类型包括浪漫关系、家庭关系等亲密关系形式，也涉及到社区关系。例如，清迈的一些现象让我印象深刻，尤其在科技行业的创新者社区中。我发现这些社群中既有本地人，也有一种高度全球化的氛围。换句话说，即便在清迈，我们也看到了跨国和跨文化关系的全球化迹象正在加强。另外一个我们关注的点是，人们往往会将“关系”认定为“私人事务”。确实它们是私人性的，但同时它们也是社会性的。这些关系总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规范或期待之中，比如如何谈恋爱、如何维续家庭、如何建立社区。所以，这不仅仅是由个体自主决定的事情。
做这些事情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动态进行博弈，很多学者都谈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也在这个领域做出了理论贡献。此外，移动媒介在这些亲密关系中的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这一趋势尤为突出。移动技术的普及，使其在浪漫关系、家庭关系乃至于社区关系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我们提出的理论叫做“全球本土化亲密性”（ glocal intimacies）。这个理论最初源于我们在疫情期间开展的一个书籍编写项目。这是一本学术编辑合集，名为《亚洲的移动媒介与社会亲密性》（Mobile Media and Social Intimacies in Asia）。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扫描二维码，访问相关页面。这个理论大致是在我们完成书稿编写过程的后期逐步形成的。在阅读了接收的各章节投稿后，我们发现了某些模式，尤其是在讨论移动媒介、社会关系以及社会亲密性（social intimacy）时出现的规律。因此，最初这个理论的提出，旨在综合书中不同章节所呈现的观点与经验。本书汇集了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多个国家及地区的研究案例，包括中国、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等，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该理论正是我们在阅读了这些文章后，提出移动媒介在人们如何处理和建构这些关系中的作用进行阐释。
在这种关系中，人们需要同时应对本土和全球动态、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的交织。这项研究最初是基于罗纳德·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关于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理论展开的。我们借鉴了他的观点，即全球与本土，或更广义地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同时性（simultaneity）和互渗性（inter-penetration）。我们希望探讨，在本土—全球的互动中，移动媒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对这个论点进行了深化，将非西方和全球南方的背景引入讨论的核心。这本书促使大家的讨论转向全球媒介和社会亲密关系，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语境下。因此，今天我的演讲，正是希望思考我们如何建构全球本土化亲密性的概念，并将其视作全球南方理论框架下的一个具体概念，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核心论点。
我认为，全球南方理论化中有两个关键议题。这两个议题源自我们作为学者在全球南方地区从事研究的亲身经验。我相信很多在全球南方或对全球南方进行研究的学者也有类似的体会。当我们将全球南方经验进行理论化时，往往会被要求强调研究的本土性，即需要明确指出其研究所处的地理背景，并说明该背景如何影响其研究问题、视角与结论（Chan 等人，2021）。而这往往是对非西方或全球南方学者的额外要求：他们必须“说明自己的地方性”并“解释为何这仍具有学术价值”，而西方或全球北方的研究学者往往不需要这样做。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当我们首次提出全球本土化亲密性这一研究时，有批评指出，这种亲密关系的研究仅仅适用于菲律宾，无法推广到其他地方。我们必须反驳这样的观点。正如我们所解释的，这项研究综合自亚洲地区的多项实证案例，其适用范围远不止菲律宾。
另一个问题是，全球南方的学者常常被要求为自己研究的正当性辩护，说明其如何对更广泛的学术做出贡献，这与西方与全球北方的学术形成对比——后者的研究往往被视为“具有普遍性与一般性意义，不论其所依赖的参照系多么地方性或局部性”（Baber，2003）。比如，为什么在印尼或菲律宾做研究很重要？它如何影响我们对其他地区的思考？这与全球北方的理论有很大不同。许多来自全球北方的理论通常被假定具有某种普遍性，认为它们可以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不管它们的参考点有多本土或局部。你很少会看到一篇学术文章开头写着：“我做这个研究是关于美国的，美国是一个重要的案例。”在研究美国时几乎不被要求说明，但如果研究对象是菲律宾或越南，就常常被要求阐明其“重要性”。
在全球南方的研究学者应该很熟悉这种情况：你必须解释为什么要研究泰国。你需要说明这和西方学术的关系，例如这里的某些情况如何不同等等。你总是需要不断地为自己研究的正当性辩护。这种情况实际上加剧了地方化研究和传播的不平等，因为在全球南方写作时，你往往需要引用西方学者的研究，并说明你与他们的观点有何不同。而全球北方的许多学者却不需要这样做，他们的研究可以不参考全球南方的学术成果，他们的理论被默认具有普遍性。
因此我们的观点是，这一问题只有在仅针对全球南方学者时才真正构成不公。如果所有学者都需要进行这样的阐释与正当性辩护，或将成为一种富有成效的思考方式——将你的研究置于具体语境中，并展示其超越其所研究背景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今天想要表达的是，这一实践其实非常具有价值。重点不是“我们被迫这么做”，而是“我们都应该这么做”，从而让我们的理论建构工作变得更加完善且严谨。
在我们对全球本土化亲密性的阐述中，始终明确强调其源自东亚或东南亚背景的这一特性。因为它源自这一语境，我们对此保持清晰的认识，也因此能够识别出其理论定位和局限性。全球本土化亲密性本质上是一个分析工具，用来帮助非西方世界和全球南方的人们思考其地方文化如何在持续且复杂的西方全球主导秩序中被重构。例如，许多西方人可能并不关注非西方世界，但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我们却总是在与西方全球主流的标准进行比较。比如，当我们谈论浪漫关系以及移动媒介时，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浪漫关系是遵循特定社会规范被实践的，但同时又存在一种关于现代爱情的观念——个人选择的西方式浪漫——也在影响本土实践。因此，我们往往动态地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从这种语境出发进行理论建构，该理论本身也倾向于回应这种语境。所以，这种理论的形成受到了亚洲亲密关系中社会维度尤为突出的特质所塑造（例如 Devasahayam 与 Yeoh，2008；Fresnosa-Flot 与 Ricordeau，2017；Ikels，2004）比如当我们谈到母亲的角色时，它在不同的亚洲语境下的社会意义不同。同时，我们共同的西方殖民历史以及与西方之间不断变化的当代关系的影响（例如 Ang 与 Stratton，2018），也深刻塑造了本土亲密关系的理论轮廓。这种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张力，始终在调整着我们的理论视野。我希望，当其他人在移动媒介与传播领域进行理论化工作时，尤其是全球南方的研究者，都应明确标注理论的生成语境，反思这些理论所带来的视角假设与思想包袱。
一方面，我们仍然对西方抱有崇拜，但另一方面，近些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话语体系，比如“亚洲价值观”的概念，即亚洲正在崛起，而西方正在衰退。不论我们是崇尚西方，还是认为它在走下坡路，我们的思考始终离不开它。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为了使讨论更具体，我将聚焦一个具体案例，尽管这一理论来源于亚洲地区的多个案例。为了避免过于分散，我会专注于菲律宾的案例，特别是我们之前关于菲律宾特权阶层如何借助移动媒介构建社会亲密关系的研究。第一个例子是居住在马尼拉都会区的菲律宾中产阶级千禧一代女性，她们通过交友软件寻找全球化与现代性的爱情——尤其是外国伴侣，因为她们对保守传统且不成熟的菲律宾男性感到厌倦。在访谈中，一位参与者甚至向我道歉说：“抱歉，我知道你是男性，但请原谅我接下来的话。”作为采访者，我接受了她的坦率，并记得每次有类似主题的访谈后，我都会坐在咖啡馆反思：这是社会中的一种现实，尽管对我个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另一个例子是居住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菲律宾精英移民。他们试图摆脱菲律宾家庭的束缚，重新塑造自己独立的生活轨迹。通过这两个案例，我希望能够向你们展示全球本土化亲密关系理论的价值，同时也体现出全球南方视角的重要性。
接下来我将回到为这一理论奠定基础的语境背景。我想展示我们如何将语境作为理论构建的内在组成，使其既不声称具有普遍性，但同时能够对不同语境充分阐释，而具有适用性。理论的核心在于对语境的考量，而这种考量是我们理论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借鉴了后殖民研究的成果，从中获得关于如何从全球南方的视角进行移动媒介与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有两方面需要强调：
第一，我们从后殖民研究中汲取到的重要观点是，需要打破并区域化（provincialise）通常未被明确标注的、以西方历史为基础的媒介技术理论视角（参见 Shome，2019）。我们在回顾媒介技术的历史时，往往默认其发展路径是单一的，而这种路径通常隐含着以西方技术发展为范式。正因为如此，今天上午的一场讲座（指周蓬岸的“垃圾佬”演讲）让我感到非常有趣，因为它探讨了东亚数字文化的兴起，并将其与西方发展范式区分开来。这种视角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突出技术发展中更具相关性的语境差异。举个例子，我们借鉴了学者Raka Shome的研究，她指出印刷技术在印度的发展路径与西方极为不同，从而显示出媒介技术并不是单线性历史，而是存在多重并存的技术历史。当我们在全球南方的背景下研究移动媒介与传播时，必须考虑这些不同的历史。事实上，移动媒介与传播这一领域本身就已经在努力回应语境的多样性。
这部分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侧重于移动技术的发展与传播的多种条件，主要关注技术基础设施、政策架构等宏观层面的内容，也就是关于移动媒介与通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例如 Goggin, 2006；Horst, 2013；Martinez, 2008；Taylor、Baptiste 与 Horst, 2011）。这些研究实际上对语境的多样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已经有许多相关的优秀成果。第二个方向则关注移动技术的日常使用与在地化适应（例如 Pertierra, 2002；Horst, 2006）。如果说第一个方向讨论的是宏观制度与政策环境，那么第二个方向则聚焦于人们日常的微观生活实践——即人们是如何在各自社会文化语境中采用并再造这些技术的。这些研究同样强调语境的重要性，并且很多研究已经深入探索了这一点，例如，分析移动技术在柬埔寨的具体应用，或者其在缅甸的使用模式等。通过这种方式，这些研究揭示了移动技术如何在不同文化与社会背景下被赋予不同的意义。
移动媒介和通信领域的研究已经在关注多样化语境，但我们认为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如何将对基础设施的语境化讨论，以及对使用情况的语境化讨论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这两者通常是分开讨论的，因此将它们整合起来确实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极具意义。通过整合，我们能够更深入地展现语境的多样性，看到其不同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也是Cecilia S. Uy-Tioco和我开始一起写作的原因，因为她更偏重于基础设施层面的研究，而我更关注用户使用层面。所以我们进行了对话，觉得或许应该相互交流，看看我们的不同视角如何互动。当我们理论化全球本土化亲密关系时，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将它们作为理论化语境元素的一部分。
我们在这个理论中设定了三个分析维度，其中两个涉及我刚才提到的内容。第一个维度是数字接入（digital access）。数字接入的定义为：个体连接互联网的方式，不仅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相关，也受到其所处地区可用电信基础设施类型的影响。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层面，你有多少钱？你能有多少资源来创造一个让你与世界高度连接的技术环境？或许你听过一个概念，媒介丰富的环境（media-rich environment），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可以同时使用许多不同的应用程序来处理不同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交流。身处这种环境的人，会有更丰富的媒介体验，而其他人则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这是个人层面。
第二个是所处地方环境层面。在菲律宾的语境中，我们的电信网络基础设施非常差。Cecilia的工作中提到，我们称之为“够用的接入”（good enough access），人们确实能上网，但接入质量并不是理想的状态。不管你个人有多少资源，都不得不面对菲律宾这种“够用的接入”，这限制了我们的能力。而相比之下，比如在韩国，互联网连接无处不在，而我们在菲律宾却无法实现。这一差异部分源于地理条件，比如菲律宾有7000多个岛屿，要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非常困难。此外，还有历史原因，比如我们的电信行业历来是私营的，这与我们的美国殖民历史有关。美国殖民者一开始就让电信行业私有化，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如果事情出了问题，就交给私营部门来解决”的思维方式。比如，我发现根据某些统计，菲律宾机场曾被评为“世界上最差的机场”，因此现在都交由私营部门管理。因此，在菲律宾，总是有一种倾向，就是将问题交给私营部门去解决。
这就是菲律宾的数字接入背景。回到之前提到的两个案例——中产阶级的千禧一代女性，她们试图通过寻找西方白人男性（她们在菲律宾称之为“afam”）来追求现代恋爱关系。“afam”一词的原意是“马尼拉附近的外国人”（A Foreigner Around Manila），但现在泛指菲律宾各地的任何外国人，而不仅仅局限于马尼拉。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她们确实拥有一定的资源，但无法与精英移民相比。我们称这些女性的情况为“热望的接入”（aspirational access）。她们通常能够访问到所需的资源，但无法长期维持高质量的网络连接——因为在菲律宾，互联网连接成本非常高。因此，她们会采取各种策略，比如去提供免费Wi-Fi的咖啡店，或者寻找包含数据流量的最优惠手机套餐。然而，她们仍需面对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于那些试图与“afam”建立关系的女性来说，这些“外国人”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后返回他们所在的国家。因此，她们尝试维持异地恋关系。然而，这成为了一个问题，即使她们拥有智能手机和还算不错的网络连接，当她们尝试视频聊天时，画面会延迟，甚至会断线。对于精英移民而言，他们居住在美国等网络条件良好的国家。但问题在于，当他们与家乡的家人通话时，这些家人属于“够用的接入”群体。然而，区别在于，这些精英移民并不太在意网络问题，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随时飞回家——“网络不通畅？没关系，下个月我回家见你。”
因此，数字接入确实至关重要。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提出了另一个维度，即“社会-技术动态”（socio-technical dynamics）。这指的是人们如何利用移动技术的可能性，以应对和调适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维度强调，人们可以利用技术来处理生活中的全球本土化亲密关系，尝试建立更全球化的关系。然而，归根结底，人们的社会语境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你无法逃离你所嵌入的社会语境。例如，那些与外国男性约会的中产阶级千禧一代女性，她们或许能够建立这些关系，但最终她们发现——“西方男性仍然是男性”，他们不一定比菲律宾男性好。这些男性也可能有性别歧视，甚至带有种族主义倾向。这些女性通过技术（如移动技术）试图实现“数字飞越”（digital fly-over）——跨越本土的父权结构，直达更具吸引力的西方男性。然而，社会现实是：西方男性仍然是全球父权制、种族主义和厌女文化的一部分。
很多女性与我分享过她们的经历，其中最糟糕的一次是：有个外国男性提出与她通过Zoom聊天，她答应了。当时她的母亲坐在旁边，结果Zoom画面中出现的只是男性的生殖器。这令她的母亲震惊不已。在另一个聊天中，一个外国男性说：“哦，你是一个棕色女人，你是个拜金女，所有棕色人种找白人男性的都是拜金者。”她反驳道，因为她是华裔菲律宾人，所以说：“我不是棕色人种，我是黄色人种。”这无意中又加强了菲律宾社会的种族等级体系。所以，尽管可以利用移动技术来塑造某种特定的关系，但你无法摆脱这些根深蒂固的社会现实。
对于我们提到的精英移民群体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会通过某种方式，比如确保父母的生活无忧，安排好相关事宜。而一旦完成，他们会尽量投入到自己独立的生活中。但不管怎样，他们始终无法完全切断远在菲律宾的家庭责任与联系。这种联系部分源于“孝道”——尽管他们可能已经在物理上远离家乡，但心理上却始终被家族责任所束缚。在菲律宾，还有一种观念被称为“永远无法偿还的感激之情”（debt of gratitude），意指母亲的养育之恩，这份恩情终生难以回报。所以这种情感纽带让他们无法真正的脱离家庭义务与牵绊。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后殖民理论对建构语境化理论的重要性。这种语境化需要认识到技术跨国连接中的后殖民性。一种持续存在的殖民性仍在结构性地影响着全球不同社会中通过移动技术媒介化的互动方式，而且它们交织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形成一种交织的历史经验（参见 Mbembe，2001）。这种理论主张，我们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殖民与后殖民经历，但这些经历彼此交织，需要在理论建构中被重视和强调。关于移动媒介和传播理论的许多研究已经关注到了这种基础设施的全球互联性，并探讨了殖民因素对这些发展的影响。例如，美国在塑造全球电信政策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尽管未能完全控制全球电信格局，美国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这一领域。当然，如今全球格局也在发生变化，比如中国也正成为电信基础设施建设重要参与者。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些转变纳入考量。
然而，关于移动媒介使用的学术研究通常强调的是跨国性（例如 Acedera 与 Yeoh，2021；Castells 等，2007）。比如探讨“被留下的父亲”如何与“在国外工作的母亲”沟通等，因此跨国流动视角在研究中很强势。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殖民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一开始会出国？这与世界持续存在的殖民性有何关联？（Hills，2007；Uy-Tioco，待出版）例如，那些接受高等教育却在其他国家从事家政工作的移民，这仍然是全球殖民动态的一部分。虽然已有一些研究涉及这一领域，但仍有更多工作需要完成。
我们提出的第三个维度称为“语境化的地方性”（contextual locality），旨在探讨如何更全面地分析移动媒介的学术研究。这一概念试图捕捉人们对“地方”（the local）的想象。例如，“地方”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是你实际所在之处的物理空间，也可能是你所想象的家乡或共同体，以及他们如何应对这种地方性与全球性之间独特的交织与纠缠。
我们研究的精英移民中，“地方”对他们来说并不一定是他们实际居住的华盛顿特区，而是菲律宾的家乡——那是他们认知中的“本地”，也是情感归属的中心。这种对“家园”的想象，使他们的生活始终与故乡紧密相连。这种“地方性”体现为一种双焦点生活（bifocal lives），即同时存在的两种生活：在美国的独立生活和家乡的家庭责任投入。这种“地方性”的动态形塑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而言，全球的象征是华盛顿特区，而“地方”则仍然是菲律宾的家乡。这也就是为什么菲律宾的中产阶级千禧一代女性与精英移民的经验有所不同。对她们而言，“全球”象征着那些外国男性，而“地方”则是大马尼拉地区——以及这一地区对她们人生选择的种种限制。这种现象与殖民性密切相关。菲律宾的浪漫观念深受殖民历史的影响，尤其是天主教信仰，它是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遗产。虽然菲律宾对这些浪漫观念进行了本土化的转变，但我们无法完全将其与殖民历史分离。因此，菲律宾今天的浪漫观，是一种交织的结果。它既承载着地方的独特价值，也深深嵌入了殖民性的影响之中，二者已密不可分。
所以我希望能够展示的一点是，在我们尝试构建移动媒介与传播理论时，摆脱普遍性假设，转而从具体语境出发，构建并论证其理论框架。我们需要时刻意识到我们的理论源自何处，以及这些理论所带有的历史包袱，但也要意识到它们因何而在特定的语境中具有价值。另一个方面是尝试将语境融入我们的理论构建中，就像我们在不同维度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希望这将促成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构建。我们始终意识到语境的重要性，以及这些语境如何紧密相连。在全球化的变迁中，我们的世界仍然深深受到殖民性结构的影响。
问答讨论
Q1：我的问题不算是技术性的，更多出于个人好奇，尽管与你的人口统计背景无关。我想问你是否了解任何移动通信领域的相关做法？或者银行方面是否有改善这种背景的措施，以帮助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除了与浪漫关系或生计相关的方面之外，菲律宾是否有任何移动通信领域或私营组织，甚至是共同采取的措施，用于改善通信技术以帮助菲律宾减轻灾害影响？我知道这有点偏离你的主题，但也和移动通信及技术有关，因此还是冒昧请教一下。
A1：这部分内容没有直接包含在当前研究中，但我们在更广泛研究中确实也与菲律宾低收入群体交流，尤其是移民工人。因此，这是我们研究的一部分，但并未具体解决此问题。我知道有一些学者研究这一领域。例如，我在金史密斯学院的同事 Miracle 从事过相关研究。她的研究项目名为“人道主义技术项目”（Humanitarian Technologies Project），重点关注菲律宾发生的自然灾害，这些灾害与日益增强的风暴和台风强度有关。
在这个项目中，数字技术，包括移动媒介的角色非常有趣，因为它根植于菲律宾的具体背景。我知道 Miracle 并不会使用“全球本土化亲密关系”（glocal intimacies）这样的名称，但如果从这个视角来看，您会发现确实有可以分析的动态。例如，她提醒人道主义机构不要带着某种特定的干预理念进入菲律宾的电信领域，却不一定充分了解社会技术元素和动态。
举个例子，在她和合作者的研究中，提到了一种情况，即移动媒介被用于为非政府组织（NGOs）及其项目创造问责机制，这相当于一种反馈机制。但这并不完全符合菲律宾文化及其运作方式。通常的情况是，人们出于“走过场”的心理进行敷衍回应，以便获得资助机会，。此外，还提到使用移动媒介来协调资源分发的情况。然而，最终的做法是将手机分发给社区领导人，比如村长（Barangay Captain）。然而，这位领导人却将资源私自占有。由于他在社区中的权威地位村民们很难去挑战和质疑他。
这种情况清晰地显示出，重要的是分析援助的全球动态、人道主义技术，以及它们与当地规范和关系的交织。尽管我用的是另一个项目来说明，但通过这样的视角，您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动态在起作用。当然，不同的研究也会突出不同的方面。谢谢你的提问！
Q1：非常感谢你的演讲，我完全赞同你对研究背景的关注，尤其是对全球南方的关注。我说“我们”是因为我在香港工作，虽然严格来说香港并不算是全球南方，但我们总是需要解释和提供情境信息，而在底特律的人却从来不需要为底特律提供情境信息。所以谢谢你。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我理解有误还请指正：你似乎是通过一种符号层面的视角来进行理论化。我知道你把移动媒介看作是一种物质形式，但我在想，亲密关系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物质的？比如说，在那些平台上，人们不仅是通过符号互动，比如谈论彼此、经历剥削或者爱，还通过这些平台向父母转账，把这当作亲密的一个标志。是否有关于这些嵌套在多个平台层面的研究文献，探讨它们如何共同构成了亲密关系的概念？或者有以这种方式处理的民族志文献？
A1：哈哈哈，请不要对这个问题过于追问，其实这方面的专家是Cecilia。所以我要借鉴我与她的对话内容，因为她的研究集中在数字金融以及移动设备的金融化。你说得对，这里面确实有很强的物质性成分。而且在和她交流之后，我也发现在我自己的关于移民的研究中，比如说国际家庭方面，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手机的物质性如何与资源的不对称关系交织在一起。
通常情况下，海外的父母会用手机来试图控制家庭成员，这种控制并不总是负面的，而更多是为了维持对家人的某种影响力。例如，通过限制给孩子的通话时间或拒绝提供通话资费，或者控制寄回家的实际金钱。同样也可能出现在夫妻关系中，比如丈夫不告诉妻子钱的具体用途。
因此，这里面的物质性是非常明显的。而在Cecilia的研究中，她在研究精英移民的过程中发现，家庭资金如何在这些技术中被“调度”，实际上是重要的分析维度。。因此，这种关系中存在的物质成分非常重要，它不仅支撑了这些关系，也往往强化了特定的不对称关系，尤其是性别上的不对称性。
Q2：我很好奇，您大概和多少人交谈或采访过，才能了解到菲律宾，尤其是年轻人，更倾向于与外国人交往趋势？
A2：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在这项研究中，或者在我们进行理论化时，经常会有人问，我们是如何在没有最初一起完成研究的情况下提出一个概念的。这些是一些单独的研究，之后我们才将它们联系起来。因此，由于我们采取的是定性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我们并没有和数百人交谈——抱歉，我现在无法提供确切的数字，但每个项目大概是与20到30人进行的交流。
整个项目包括与年轻女性的访谈，以及另一组20到30人的访谈，针对的是精英移民群体。还有一个我今天没有提到的研究部分，是关于菲律宾移民家庭的访谈。所以，虽然我们并不是在声称我们的研究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我们努力确保能够对这一特定群体提供一些洞见。
对于每项研究，我们设定了明确的样本参数，确保样本的同质性，以便能够从这个特定群体中提取见解。谢谢。
讲者介绍
杰森·文森特·A·卡巴内斯
Jason Vincent A. Cabañes
简介：Jason Vincent A. Cabañes是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后殖民媒体与文化专业的高级讲师。他的研究涉及世界各地跨文化团结与亲密关系的复杂中介。他还致力于研究数字媒体文化与全球南方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现实之间的关系。他是短篇专著《消费数字虚假信息：菲律宾人如何应对种族主义和历史扭曲的在线政治内容》（Consuming Digital Disinformation: How Filipinos Engage with Racist and Historically Distorted Online Political Content）（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23）的合著者，也是《亚洲的移动媒体与社会亲密关系：重构地方联系并制定全球关系》（Mobile Media and Social Intimacies in Asia: Reconfiguring Local Ties and Enacting Global Relationships）（Springer, 2020）一书的合编者。他的其他作品见于《移动媒体与传播》（Mobil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and Society）以及《传播、文化与批判》（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itique）等顶级期刊。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媒体与后殖民种族主义的全书，该书将由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