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迪伦·雷比林（Dylan Reibling）
翻译 / 井俱进
校对 / 叶云鹤
感谢温教授的精彩演讲。接下来换我发言，恐怕就没那么有深度了。
这实际上是我的第二次 PowerPoint 演示。第一次是在上海。所以如果现在看起来有些粗糙，你们就知道原因了。不过，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来这里。
我在上海会议上收获颇丰。我放映了自己的影片，并因此被推动去思考和撰写关于互联网晚期阶段的文章——这一阶段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正逐渐受到平台垄断势力的制约，并在非人类人工智能的引入下承受着压力。因此，将这一对话带到新加坡，似乎是推进讨论发展的恰当方式。新加坡始终处于基础设施、工程与想象力的交汇点。
世界上很少有地方能让你在五分钟内从热带雨林步行至服务器农场，途中经过一座海水淡化厂，最终抵达一个小贩中心，品尝到地球上最美味的叻沙。这里正是进行创新性思考的理想场所——探讨基础设施如何重塑权力、可能性与想象力，尤其是在旧有互联网逐渐显露其局限性的当下。而我有幸亲身体验并研究了这一课题。
我确实曾在新加坡生活过一年。2018 年，我受邀前来为《国家地理》执导一部名为《新加坡：未来之城》（Singapore: City of the Future）的纪录片，该片可在 YouTube 上观看。影片探讨了新加坡如何建设雄心勃勃且精妙的基础设施体系。当然，这样做是出于必要性——土地和水资源的稀缺，自然会给住房、交通、能源和粮食安全带来其他压力。因此，要实现垂直化、高效化和绿色化的建设，就需要运用相关技术；而这些技术同时也会推动材料网络、自动化、机器人技术乃至金融工具的创新。
这里的基础设施在设计意图上达到的水平，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因此，在制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得以探访新加坡得以运转所依赖的所有隐秘设施：地下供水系统、实验性建筑实验室以及能源创新中心。正是其严谨的基础设施管理，使其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因此，我认为没有比这里更适合将我们从上海开启的对话推向深入的地方了。那么，现在就来一个元叙事时刻吧。
我学到了各种缩写词——比如 PUB（Public Utilities Board，公共事业局）、SLA（Singapore Land Authority，土地管理局）等。那是一次引人入胜的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前几天我刚查看了一下，发现这个视频的观看量已达到 1800 万次——目前是我所有作品里播放量最高的。不过说实话，我认为这与我个人的能力无关。吸引全世界的，正是新加坡本身，以及它如何凭借严谨的基础设施管理，成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我想不出比这里更适合继续我们在上海开启的对话的地方了。
上图是一张我在上海会议上发表演讲的照片。如果现在有人能拍下我站在自己照片前、谈论“被人拍照” 这件事的样子，那就太棒了。你们中有些人可能参加过上海会议——我们在会上探讨了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及其自诞生以来的变迁。互联网最初被构想为一个具有韧性的、无层级的节点网络，旨在促进自由开放的交流，如今却已被垄断性平台所俘获。因此，我放映了自己的影片——《互联网的终结》（The End of the Internet），一部关于去中心化运动的长篇纪录片。这是一场由活动家发起的科技运动，他们认识到互联网权力集中所带来的问题，并致力于构建去中心化的替代方案。我明天将放映这部影片，希望你们能前来参加随后的讨论。
我还根据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心得做了一场演讲。演讲探讨了如何通过深入审视基础设施，揭示那些无形的权力、支配、等级与强制结构。但理解当今基础设施如何集中权力，仅是故事的一半。我最钟爱的互联网图景——即故事的另一半，也是新加坡场次所重点推进的内容——则是“互联网终结”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们被引导去想象：当旧有的互联网开始衰落时，究竟是何种形式的劳动与关系维系着这个世界？思考这个问题，让我回想起拍摄纪录片期间、以及沉浸在去中心化世界中所学到的经验。我深入到那些人们中间，他们正致力于构建能够催生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基础设施。因此，请容我冒昧地向各位介绍我的艺术创作过程，希望这些过程有助于阐明我对网络化社会未来发展所得出的结论。
上图是一张我神态威严、手持相机的照片，供那些不太了解我的人作个参考。我是一名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电影制作人，工作领域横跨艺术、技术、国家安全与政治。
我的纪录片作品包括为《国家地理》《VICE》《历史频道》和《探索频道》等媒体制作的系列节目、电视剧及电影。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我经常与黑客、安全研究人员、技术专家、政策理论家以及网络构建者共事。
我与众多消息来源保持联系，密切关注新兴技术创新，尤其是那些可能为新型政治形态铺平道路的技术。我感兴趣的是：技术进步如何渗透我们的社会生活；一种新的协议、平台或基础设施如何悄然改变我们彼此关联的意义；科技如何催生新的亚文化，那些围绕着关于“世界应如何发展”的新兴理念聚集在一起的群体，又如何反过来推动技术迈向下一阶段的演进。
因此，我的纪录片《互联网的终结》大致就是这样开始的：最初只是我对技术乌托邦亚文化的追踪记录，后来发展成了一段长达五年、横跨全球的旅程，最终让我得以创作出一部讲述人们试图从零开始重建互联网的纪录片。
我的这段特殊旅程始于 2017 年。当时我刚刚为 VICE 完成了一部名为《网络战争》（Cyberwar）的纪录片系列，内容聚焦黑客、政治与国家安全议题。在播出 30 集后，该系列正式完结，我开始寻找新的故事来讲述。
于是我前往布拉格，参加了由名为 Paralelní Polis（平行城邦）的组织举办的黑客大会。这场会议专注于探讨加密无政府主义理念，即认为密码学技术具有解放潜力的思想。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人们相信，通过密码学工具增强隐私与安全性，就能打破那些使中心化平台得以实施审查、监控及对企业数据加以控制的机制。按照这一理念，我们可以通过数字手段确立个人主权。在 Paralelní Polis 大会上，讨论、专题小组、影片放映及讲座形式丰富多彩，参与者政见各异，他们深入探讨了这些理念，并将其置于时间线中加以考察。
那个时间节点很重要，正是2017年夏季首次代币发行（ICO）热潮的顶峰时期，当时各类个人和机构为区块链项目筹集的资金规模之大，是此前难以想象的。初创企业不再销售实体商品，而是出售代表未来使用权或项目份额的数字代币。因此，人们纷纷发行代币、筹集资金，将区块链热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财务收益。
在座各位如果从事区块链工作，这个场景想必再熟悉不过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比特币的价格曾达到一个在我看来近乎疯狂的水平——每枚比特币高达4000美元。我亲眼目睹价格飙升至4000美元，当时就觉得这太离谱了，这样的价格根本不可能持续下去。
有趣的是，这波繁荣与加密货币的兴起让众多创业者赚得盆满钵满。再加上零利率环境的加持，你便拥有了技术实验与冒险精神的理想条件。当时涌现的许多项目都充满胆识、令人振奋、风格独特，且完全不受监管。那是一个令人陶醉的狂热幻想：技术与资本正被导向全新的社会、法律及经济形态。
在这场会议的喧嚣之中，一位黑客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他知道我是一名正在寻找故事的电影制作人，并对我说：”听着，我知道比特币听起来很吸引人，但比特币并非核心；真正关键的是去中心化。”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区块链的底层技术里，是否蕴藏着能够更深入洞察政治未来的关键？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于是，我回到家，开始认真展开研究。
当时关于去中心化运动的文献非常匮乏。所有人的精力都集中在开发技术工具上，因此没有人有时间向我这样的外行人解释其中的原理。因此，在几乎没有任何信息可参考的情况下，我只能依靠自己。研究陷入了僵局，我便将其归入了一堆尚未展开的想法之中。直到2019年，一切才发生了改变——我接到了一位知情人士的电话。他告诉我，一群黑客将在旧金山郊外一处废弃的蘑菇种植场聚集，届时人们将在此开展网状网络及去中心化协议的实验。
这些人就是我一直寻找的人吗？于是我联系了那个团体。两周后，我与一群技术活动家一起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乡间露营。正是在那里，我真正融入了去中心化运动——这个由黑客、艺术家、活动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松散联盟。他们不仅试验代码，更致力于利用代码从零开始重建世界。
他们对网络社会的现状深感不满：权力与平台的集中化、隐私的侵蚀以及数字公地的圈占。对他们而言，这个问题远非停留在简单的政治或文化层面，其根源在于基础设施。互联网的架构已变得中心化且具有掠夺性。简而言之，其背后的逻辑在于：政治解决方案往往难以奏效。立法难以跟上那些由风险资本支持的创新步伐；这类创新以“行动迅速、敢于突破常规”为傲。
你或许对每年上演的官僚主义闹剧并不陌生：美国政府将马克·扎克伯格带到国会面前，对其加以斥责，他便承诺会改进。然而一切如故。即便在较为乐观的情况下——即便法规已经出台——也只需对算法稍作调整就能规避，应付了法律条文，却无视其精神实质。资本依旧高歌猛进，畅通无阻。
那么该怎么办呢？去中心化运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给劣质技术打上补丁式的监管根本行不通，这无异于在泰坦尼克号上重新排列座椅，只是表面功夫罢了。相反，一些人认为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构建全新的基础设施，这种基础设施能够将你所希望看到的改变编码其中。
如果你不希望出现平台垄断，就应该构建一种使平台化变得不可能的协议。因此，在那个蘑菇农场里，我看到人们正在设计替代性协议和临时性网状网络，将现成的硬件整合成分布式系统。这些是某种不同类型的互联网的小型原型，它能够支持数字自主性，而非依赖特定平台。我知道自己想要讲述这个故事。这些最初的体验最终构成了我的第一部纪录长片。
因此，我的纪录片《互联网的终结》是一部关于去中心化运动的影片。影片追踪了一群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人们，他们试图改变互联网的运作方式。他们认为，当前的互联网被企业平台垄断所主导，这些垄断机构审查、监控并控制着信息。那么，为了这次放映，我拍摄了哪些内容呢？明天我可以简要向大家介绍我拍摄的内容，以及这些素材让我对构成网络的物质基础有了怎样的理解。
那种感觉很美好，也很朦胧。于是我前往加泰罗尼亚，见到了这位名叫拉蒙·罗卡（Ramon Roca）的男子。他是一名电信工程师，对西班牙电信网络被企业垄断的局面深感失望。他住在距离最近城镇几公里外的一座农场里。当他试图接入互联网时，电信公司拒绝为其提供服务，除非他支付 50 万欧元用于铺设一条通往其住所的光纤电缆。因此，2004 年他推出了自己的网络——Guifi.net，一个由无线电天线组成的草根网状网络。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前提是与邻居共享连接资源。
这个最初由十几名农民发起的项目，如今已连接起西班牙北部数万人。Guifi.net 基于一个简单理念：互联网接入应是一项集体权利，而非商品。通过整合资源和共享节点，社区能够自主建设并维护基础设施，从而绕过电信垄断企业和政府审查。
拉蒙的工作将网络连接转化为一种政治行为。它表明，重新思考互联网的物理与社会基础设施，本身就是一种抵抗行为，旨在从市场逻辑中夺回自主权。随后，我前往柏林拍摄了埃莱克特拉（Elektra）。她是一名黑客、工程师，也是德国 Freifunk（自由无线）运动的长期活动家。Freifunk 最初是一个社区无线项目，利用开源路由器构建本地点对点网络。这些网络不仅仅是技术系统，更是无政府主义互助愿景的具体体现。
她的理念是：如果你不喜欢现有体系，就自己打造一个。Freifunk 将普通的 Wi-Fi 路由器重新框定为一种团结工具，直接连接邻里，无需企业中介介入。在埃莱克特拉的世界里，网络不仅仅是将数据包从 A 点传输到 B 点的方式，更是一种共同生活的载体。这是一份项内嵌于代码和硬件中的社会契约。
从柏林出发后，我前往巴西亚马逊地区——即巴西境内的亚马逊雨林，与技术专家卢安德罗·维拉（Luandro Vera）共同进行拍摄。他致力于与原住民社区合作，开发用于实现自决的数字工具。
卢安德罗采用了 Mapeo 这一开源地图平台。该平台允许社区记录自身的土地、资源及传统信息，同时将数据保存在离线环境中，置于企业服务器之外。与将环境数据集中存储在可能被采矿或伐木公司渗透的中央服务器不同，这些数据仅能与所在地区的可信社区成员共享。
他的工作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信息究竟属于谁？谁有权获取这些信息？通过开发不依赖云平台的工具，卢安德罗帮助社区保护其知识免遭攫取，无论是数字形式还是实体形式的知识。
Mapeo 将基础设施转化为一种防御手段，成为在数据本身已成为战略前沿的世界中彰显主权的方式。这一点颇为神秘，当你明天观看我放映的影片时，便会明白其中缘由。我专程前往美国，就是为了会见那些致力于开发 Urbit 的人士。
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Urbit 是由颇具争议的理论家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创建的去中心化计算平台，现由一群技术专家和投资者共同开发。表面上看，Urbit 与其他平台秉持着相同的理念：自主性、自我托管以及摆脱大型科技公司的依赖。
但这同时也揭示了去中心化的另一面。Urbit 可用于构建封闭自足的飞地，即那些以隔离而非连接为目的的网络社区。它提醒我们：那些承诺带来解放的技术，同样可能催生小范围的退缩行为或威权主义。
综合来看，这些人帮助我理解了自己原本无法领会的道理：尽管网络是基于协议构建的，但其运行核心在于人际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这是我筹备这部电影时，对我理论研究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的封面（下图）。
这本书名为《协议》（Protocol），作者是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它对我理解所拍摄的世界起到了关键的基础性作用。书中阐述了协议——即我们用于确保互操作性的标准——如何成为一种机制，能够将因去中心化而陷入混乱的世界重新整合为和谐的整体。
在不可控的世界中，协议作为一种控制手段而存在。有趣的是，作者使用的封面照片仿佛出自一位 1990 年代的垃圾摇滚摄影师之手。这张照片的选择本身所隐含的意义在于：协议不仅仅是技术标准，更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东西。
因此，网络的运行依赖于协商、冲突、即兴应对，以及日积月累的习惯与义务——正是这些因素使一个社群能够长期保持凝聚，从而维持像通信系统这样脆弱的事物正常运转。
我为这部电影拍摄的是基础设施，但同时也是社会肌理——它们不仅仅是协议，更是实践：人们出于必要性、即兴发挥和社区需求而去中心化，是人们亲手构建的去中心化。
然而，去中心化的冲动十分复杂。诚然，需要建设冗余且具有韧性的实体基础设施，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
当我和去中心化活动人士一起拍摄他们攀爬屋顶、安装天线和铺设光纤时，Web3革命的另一面正在展开。突然间，无论我往哪里看，都能看到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和非同质化代币（NFT）、代币化治理、智能合约，各种新型去中心化活动正在爆发式涌现。
加密技术——不仅作为一种货币，更如其词源所示，作为密码学——为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之间开启了无需信任的协作与匿名协调的新形式。其基础技术手段可谓极其极客化，各位都清楚：区块链、智能合约、白皮书。然而其潜力却令人深感振奋。
Web3承诺为创意工作提供全新的经济模式：倡导社区作为参与而非消费，价值从过程中释放而非仅源于产品，所有权分布于机构之外。这些理念令我深感振奋，不仅作为技术和政治研究者如此，更作为一名抗拒传统叙事方式及电视剧制作等工业化流程的独立电影人。
因此，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做了一件略带乐观、略显天真，如今回想起来还略感尴尬的事情：我撰写了自己的白皮书（下图）。现在我要向大家展示的内容，是我从未公开谈论过的。
我也没和很多朋友谈过这件事。虽然很尴尬，但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方法。我所做的这个实验，我认为用它来探讨本次会议的一些议题会非常有趣。
在与活动人士共同构建社区网络的电影拍摄间隙，我会回到家中，设计自己的思辨性Web3项目。我开发了一个基于区块链的电影制作系统，重新构想电影的价值。
我并非首位尝试以Web3方式实现电影发行的人。我见过许多人创建了基于代币的电影平台，但这些平台本质上都遵循相同的模式：用户购买代币即可获得观影权限。
在我看来，这实在没什么令人兴奋之处。它不过是一个租赁系统，只不过增加了更多摩擦，而无法对现有现状造成任何改变。在传统的电影经济中，电影始终被视为一种财产。它要么属于投机性资产，其价值未来可能飙升；要么是由广播公司、分销商或平台委托制作的预售商品，用于填补节目表中的特定时段。在这两种情况下，融资逻辑的核心都在于持有最终成品。
也就是说，一个可交付成果——能够被出售、授权或利用的内容。而在此之前发生的一切：世界观构建、实验过程、初期尝试、人际关系、团队协作，都属于间接成本，不会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
因此，当Web3初创公司声称会通过代币向用户出售成品电影的观看权限时，我认为他们根本没改变原有的逻辑，只是在更糟糕的用户体验基础上重新构建了相同的租赁模式。与其在遥控器上点击“租赁”，不如想象一下，你要让你的父母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MetaMask，只为了获取一个代币才能看一个电视节目。不，你只想按下遥控器上的播放键。
但更令我沮丧的是，这些项目都缺乏区块链的特质。没有任何范式被转移，也没有任何新逻辑被引入。在花费大量时间与革命性的科技活动家共同拍摄，并聆听Web3倡导者宣称可通过去中心化协议实现解放之后，我确信：一定有办法利用这些工具彻底颠覆电影行业。
而且我确信自己正是能够完成此事的人。昨晚我让ChatGPT帮我制作了一些图表，如果效果略显生硬，请耐心包涵。于是，我着手搭建了一个基于区块链的电影制作系统，重新构想电影的价值，不再将其视为一种商品或财产，而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演进的创意生态系统。
我能否找到一种方式，既能捕捉整个创作过程的价值，又能让电影得以完成，让我和所有团队成员都能以此谋生？于是，我开始潜心钻研，致力于彻底革新艺术电影制作的价值主张。
受到我在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中所见的第一性原理方法启发，我从一个公理出发。我的观点是：电影制作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一部完成的影片本身，而在于整个创作过程，包括世界观的构建、团队协作、实验探索，以及围绕这些环节形成的社群互动。
然而，传统的电影融资模式完全忽视了这一价值。它们依然固守着关于稀缺性和大众市场回报率的过时假设。因此，我提出：通过运用Web3工具、非同质化代币（NFT）、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以及智能合约，可以揭示电影制作过程中蕴含的隐性价值链，从而使整个流程变得正当、可交易、具有参与性且透明化。
我构想了一个多层次的平台，将电影制作重新构想为一个去中心化、参与式的生态系统。再次强调，我知道这些想法在 2025 年听起来可能已经过时，但回到 2020 年时，它们确实属于前沿理念。
那么，我这套精心设计的系统究竟包含哪些不同的层级呢？首先是创意价值链。
我认为，电影的真正价值在于创造性的问题解决、艺术合作中的种种考验与喜悦、实验带来的独特乐趣、突破形式界限的重要实践，以及在技艺中不断精进的能力。我的想法是，这种丰富的动态可以通过Web3工具转化为全新的价值链。
一部电影可以被分解为组成部分、各个场景以及具体的创作任务。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以太坊代币标准：ERC-998，这是一种可组合的非同质化代币（NFT）。它允许所有这些不同的组件、场景和创意任务分别作为子代币被持有，这些子代币嵌套在代表整部电影的父代币之下。因此，可以将这部电影想象为一个主代币或父代币。该父代币可拆分为一系列独立的子 NFT，每个子NFT对应一个需要执导的场景。这些子NFT允许购买者或所有者担任特定场景的导演，从而在前期筹备、拍摄及后期制作过程中自主做出所有创意与艺术决策。
此外，对该代币的所有权包括：经区块链验证的、对该作品的所有权利主张及认可。至于该工作是否属于分包完成或由他人代导，则属于另一回事。
看来我还得再撰写一份白皮书。从理论上讲，这开创了一种新的融资模式：创造性参与本身，而非仅仅是被动的消费，也能被货币化并获得认可。与第一层并行的第二层是构建一个社区平台，该平台能够协调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各项活动与利益诉求。这将是一个由平台参与者组成的网络，这些参与者每月向平台支付订阅费用，通过 ERC-948 代币实现，这是一种基于订阅的代币，可授予用户访问平台的权限。因此，通过 ERC-948 代币支持的平台进行月度订阅的用户，将获得相应的代币，这些代币可让他们访问协作平台、使用专属 Discord 服务器，并能够加入基于项目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每份电影提案都会形成一个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该组织集体担任执行制片人。DAO 对项目予以批准，资金分阶段发放，并与直播节点挂钩，制片人必须及时向成员更新进展并维护信任关系。智能合约可使利益相关方在必要时暂停项目进展，从而使该平台演变为一个以流程为导向的、参与式的社会互动型创意经济体系。在此体系中，受众成员成为决策者和品味引领者。
接下来是展览层级。时间快不够了，我可能得快速带过这一部分。我构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基于区块链和NFT的电影制作系统，但和许多Web3幻想一样，这个系统在面对现实时彻底失败了。
而正是在这里，事情变得有点有趣了。这个系统并非因技术原因而失败，我曾请区块链工程师帮我解决技术问题。但它最终因为人的原因而失败了。当我试图向真正的创意人员、我的朋友、合作者以及同行电影制作人解释这一系统时， 结果完全无人问津，没有一个人感兴趣。在我看来，这种对电影制作的大胆重新构想，在他们看来却是一种极其令人疏离的抽象概念。而我最终意识到：区块链能够记录所有权，却无法记录人际关系。
电影制作并非一系列离散的工序，而是一场关于信任、直觉与情感的持续协商。对于那位凭直觉从旧货市场淘到一台老式俄罗斯镜头、只为赋予场景某种独特视觉风格的摄影师，没有任何代币能够回报她的贡献；没有任何代币能够回报在银幕上安抚焦虑演员度过艰难时刻的人；也没有任何代币能够回报在其他人尚未察觉问题存在之前就将其解决的剧组成员。这一切，又怎能被智能合约捕捉到呢？
Web3将资产去中心化，但电影制作将意义去中心化。我的白皮书将创造性劳动视为一种模块化的事物，好像可被分解为若干组成部分，然而创造力本身是涌现性的。场景并非多种元素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集体认知的瞬间。你可以尝试对场景进行代币化，但无法代币化那种当所有元素突然完美融合时所产生的感受。当你与摄影师、录音师及演员共同合作时，这些都无法被代币化。
DAO能够协调代币，但无法协调关怀。DAO 可以对里程碑事件进行投票，却无法提供艺术悄然吞噬的情感劳动。尤其是在这个充满投机参与的世界里，算法交易、自动化卖单以及限价单主导了 DAO 中的大部分活动。既然系统只关注价格，为何还要耗费如此多精力去构建一个旨在捕捉价值的机制呢？
参与电影制作并非意味着参与治理，而是彼此依存。让一部电影显得生动鲜活的那一万项细微决策，并非投票，而是手势，是直觉。这是人类技能在动态中共同协作的分布式编舞。区块链将劳动力视为账本条目，但对我而言，电影制作本质上是世界构建。这是我最深刻的领悟：电影制作的价值并非体现在最终产品的NFT中，而在于创造影片所描绘世界的实际体验过程之中。那是任何区块链都无法计算的部分。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两种冲动融入去中心化之中：一种侧重于构建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例如部署天线和网状网络），另一种则侧重于实现自动化治理。这让我们处于什么境地呢？完成我的电影并参与这项工作后，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中间地带，一个这两种冲动都无法完全解释的空间。因此，我们自然发现了一个隐秘的第三要素。而直到收到新加坡本次会议讨论议题的提示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个第三要素究竟是什么。
黄教授提出了我们本次讲座的核心议题：”互为劳动”（Inter-Labor）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那些具有集体性、非均质性、由算法中介并相互交织于社会关系中的工作形式，人类与机器正是通过这些形式共同创造现实。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个概念，那么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内容生产或用户参与，而是整个世界构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类的努力与计算过程始终紧密编织在一起，而这种编织方式往往被掩盖或刻意隐匿。
这带来了一项独特的挑战。如果我们确实正步入一个与人工智能系统及其他算法基础设施共同创造的世界，那么关于”工作”的定义，我们使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一方面，我们谈论的是账本、指标、参与度图谱以及模型权重。另一方面，我们拥有的是创造力、关怀、直觉以及风险。那么，该如何调和这些呢？首要步骤是认识到这一切已然发生。我们随处可见其踪迹。当马尼拉的一位内容审核员每天花费八小时，决定人工智能安全系统永远不会向用户展示哪些图片时，这正是“互为劳动”；当雅加达的一位网约车司机被一个不透明的推荐引擎推动延长工作时间、再接一个高峰单时，这同样是“互为劳动”；当一位作家利用大型语言模型进行头脑风暴或为幻灯片演示生成图像，随后花费数小时改写以使其清晰易懂、符合伦理或引人入胜时，这也是“互为劳动”。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人类与机器共同生产着现实，但二者并非处于平等地位，也未享有同等的可见度。那么，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仅仅关注模型本身，即智能系统，就会忽略使其正常运作的人——包括标注员、数据劳工、刷量者、众包工人、审核员以及最终用户。正是他们的修正、投诉和改写持续地重新训练着系统。
这意味着，当我们谈论人工智能与创造力时，必须记住那些作品被爬取进训练集的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记住那些为视频帧打标签的零工工人，他们的劳动使自动驾驶汽车能够”看见”；记住那些翻译人员和本地化工作者，他们使提示词能够被多种语言理解。每当我们将更多决策权交给这些基础设施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悄然演练怎样的世界图景？当然，还有那些承受自动化决策下游影响的社区。这意味着问题不仅在于这些系统能做什么，更在于究竟是谁在从事那些隐形劳动，才使得这些系统看似能够正常运作？
对我而言，那次失败的Web3实验、我那部关于去中心化的电影，以及人工智能的崛起，都汇聚于同一个教训。你无法仅仅通过在代币、资产或模型层面调整所有权结构来设计未来。你必须关注互为劳动——那些人们为实时维系世界运转而付出的、往往杂乱无章且难以察觉的努力。如果我们希望这个网络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更高效的攫取机器，那么设计上的核心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该如何构建技术与社会层面的基础设施，以识别、支持并重新分配这种互为劳动，而非将其掩盖起来？
好的，谢谢。我确信这里肯定有精通区块链的人，他们用我的系统应该能比我做得好得多。不过，欢迎来跟我交流。
问答环节：
Q: 我知道你比我们了解更多的故事。那么，你是否愿意将这类社区与其他社区进行比较，比如，为什么基础设施基层运动会像网状网络那样运作？
另一个问题是，特别是我看到Scott刚刚提到了基于人工智能的快闪城市或类似项目，你是否愿意将这类社区与其他社区进行对比？这非常有趣，因为我正是在这个转型时期拍摄了关于去中心化的影片，当时 DAO、NFT 等事物正在兴起。作为我研究的一部分，我采访了 TCP/IP 协议的发明者文特·瑟夫（Vint Cerf）和鲍勃·卡恩（Bob Kahn）。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审视去中心化这一主题，TCP/IP 协议本身是否存在某种必然导致集中化的特性？
A: 这是一个真诚的问题，但也有点冒昧。因为他们两位简直像神一样，他们开发的协议非常了不起。我凭什么跑过去说，哎呀，也许你们做得还不够好呢？不过，我们后来还是把这个问题聊开了。
有趣的是，他们反思后表示：不，问题不在于协议本身，而在于规模扩张的冲动，这种冲动无论如何都会导致集中化。于是我们展开了讨论。而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说服人们参与我的电影。当时应该是 2022 年，正值NFT热潮期间，市场上充斥着无聊猿等各类数字藏品的交易。于是文特·瑟夫和鲍勃·卡恩便问道：”好吧，你正在制作一部关于去中心化的纪录片，但这是关于NFT的吗？你是在制作一部 Web3纪录片 ，而不是一部关于去中心化的纪录片吗？”他们表示：”如果你要拍摄一部关于Web3的纪录片，我们完全不想参与。”此外，在我遇到许多该社区相关人士的蘑菇农场里，人们对这些力量也表现出强烈抵制。
新技术很容易就被投机行为和市场力量的动态所吞没。而那些曾在蘑菇农场的活动人士也同样抵制了这些力量。有趣的是，这些力量彼此紧密相连——它们运用着相同的技术。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也可以往那个方向走，但这些社群却截然对立。这些不同冲动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张力。
我们可以会后再讨论，但简单说一句。我认为，关于Web3究竟是什么，确实存在着太多误解，因为许多人自以为已经了解它，便立刻将其与诸多负面属性联系在一起。而且，制作一部关于Web3的纪录片，与运用Web3的方式制作一部纪录片，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确实，有许多案例可供探讨。此外，针对您先前关于 TCP/IP 是否会导致集中化的观点，我想补充一点，这也是我接下来的演讲中会涉及的内容。我认为，身份与数据之间缺失的绑定关系，这恰恰是 TCP/IP 从源头上让去中心化变得不可能的原因。不过，这一点我们稍后可以再详细讨论。
讲者介绍
迪伦·雷比林（Dylan Reibling）
迪伦·雷布林（Dylan Reibling）是一位加拿大电影导演，他的作品关注技术、政治与文化的交汇。他的处女长片纪录片《互联网的终结》（The End of the Internet, 2025）在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节（CPH:DOX）参赛首映，并在BAFICI、慕尼黑纪录片节（DokFest Munich）及其他国际影展放映。影片探讨了去中心化运动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塑造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雷布林曾与维斯媒体（VICE） 合作制作备受好评的系列纪录片网络战争（Cyberwar），并在北美和欧洲的各大影展与机构展示作品。他目前正在开发关于数字未来、技术前沿与政治思想的新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