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年会

林亦凌|万花筒般的当代:亚洲艺术文献库的典藏

林亦凌于2012年加入亚洲艺术文献库,数年来在该地发起众多档案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栗宪庭、罗伯特·恰比特、夏碧泉、祖贝伊达·阿迦等个人档案。她还领导了该机构的典藏发展,并于2019年在亚洲艺术文献库建立了杂志以及独立项目文献的典藏。林亦凌曾在伦敦亚非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了艺术史、文化管理方面的教育。

Elaine Lin joined Asia Art Archive (AAA) in 2012 and over the years developed and managed numerous archival initiatives in the region, examples include the personal archives of Li Xianting, Roberto Chabet, Ha Bik Chuen, and Zubeida Agha. She has also led the collection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sation, and in 2019 established the collection of zines and independent initiatives files in AAA. Lin received training in art history and arts and cultural administration i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nd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万花筒般的当代:亚洲艺术文献库的典藏

文/林亦凌[Elaine Lin]
编译/ 张述轩

本文根据林亦凌于第五届网络社会年会“实践智慧之网”主题二“网际网络档案馆”发表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讲题原文为”Kaleidoscopic Contemporary: Asia Art Archive’s Collection”。作者林亦凌为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馆藏总监。

摘要:千禧年以来,亚洲艺术文献库提出“档案作为方法”这一概念,旨在通过档案来对抗、复杂化以及重构现当代艺术叙述体系(生产、传播、理解)。如果档案是一种方法,那可用何种方法论,来梳理数据记忆之池中的多重叙述?档案如何是生产性的?这场演讲将会通过亚洲艺术文献库的典藏案例,来提出这些问题。

Abstrac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0, Asia Art Archive (AAA) proposes ‘archive as method’ to illustrate the ways in which initiatives are taking archives to counter, complicate, and reimagine systems in which narrativ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are being produced, circulated and understood. If archive is a method, what methodologies can one adopt to tease out these multiple narratives amidst the pool of data and memories? How can archives be generative? This presentation will prompt these questions with case studies from AAA Collections.


大家晚上好,首先要感谢黄教授邀请我参加今天的活动,也要感谢之前主讲人的展示。我叫林亦凌,是亚洲艺术文献库(AAA)的馆藏总监,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硬件的有限生命周期与网络的包容性。今天,我将为介绍亚洲艺术文献库的数字化举措。

作为一家拥有20年历史的非盈利组织,亚洲艺术文献库致力于亚洲当代艺术周边资源的收藏和艺术激活。对于尚未接触过亚洲艺术文献库的诸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AAA。

图1: 亚洲艺术文献库(AAA)总部

亚洲艺术文献库坐落于香港上环荷里活道,布局简洁舒适。如上图所示,室内摆满了书架。有一处设施我们在这张图上看不到,那就是房间后面的一间恒温恒湿的储藏室。它被用于保管我们一些稀有文献材料和馆藏。我们同时还有两家附属机构,一个是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亚洲艺术文献库阅览室,另一家是印度的亚洲艺术文献库,主要发挥资源中心的作用。

我们主要的业务是收集亚洲新兴的文化艺术,自身定位为一家从事研究与收藏的文献库。我们的藏品实际上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在现实空间中就能看到的馆藏,有参考书库,秉承了20余年一贯立场,面向个人免费开放。另一方面我们还有研究收藏,基本上都是文献归档项目,由AAA研究人员与其他艺术机构或奖学金项目合作进行。这里大多数是我们收集的主要源材料,我们将其数字化并提供给公众在线访问。如果存在任何隐私问题或相关的担忧,我们便仅会以实物馆藏的形式加以保护。

AAA是一家拥有多个头衔的组织。除了作为收藏管理者和文献库外,我们也是一家研究中心。在这里,我们的研究人员和有关地区专家协作,与广大社区的专业人员共同促进亚洲相关的当代艺术知识保护与分享。我们还有一支活动团队,如您所见,我们的网站上有个名为“艺文”的栏目,这是由我们的编辑团队创建,供专家和教职人员撰写和查阅的在线日志。我们借此挑战业界有关难题,并丰富自身对于艺术的研究和理解。

AAA通过多年来的各项活动,也彰显了我们的使命。我们坚信艺术即学问,是催化新思想的存在,我们通过收集、创造和分享亚洲新文化的知识,加深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解读。我们的使命包括收集、保存亚洲内外的当代艺术,使这些信息易于获取,促进现实场景的理解、研究和描述。

我是在2012年加入AAA的。当时,亚洲艺术文献库初露头角,尚处于成长期,还是一家刚成立12年的年轻组织。这也是一段美好的成长时期,我们见证了香港艺术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比如大馆的开放,不久以后也将见证M+的视觉文化艺术馆的开业。我们同样见证了各路独立文化艺术空间、艺术家与空间随着城市社会景观急剧变化下的兴衰沉浮。历史的纽带和元素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印证,同时也在亚洲其他地区回响。随着每一天清晨的到来,我们便再度试图掌握和消化所有新闻,分析那些震撼人心的全新信息,与此同时也感受到了艺术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我个人而言,在馆藏部门工作的这些年,为我带来了全新的目标和价值,时至今日,亚洲艺术文献库仍是业界独树一帜的存在。如今我们的使命依旧是收集并激活亚洲最新的艺术资源。我们记录在案的品项已超过十万条,公众可以实地到访阅览实体馆藏,也可以在线访问数字版本。

图2: 亚洲艺术文献库座右铭

回过来谈我们的座右铭,“艺术即学问”,这个口号听起来或许略显张扬,但AAA将归档工作视为将知识系统具现化与重构的一种方法,艺术和生活经历的叙事借此得以催生、流通和保存。

诚然,数字时代为这样的使命奉上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用透明的分享方式来实现记录保存大众化的呼吁比以往都更加普遍。无损数字化技术的进步,直观和整体化数据库和后端技术,为文献的转化与分享提供了有力支持。而在AAA的众多案例中,我们不收集实体藏品,只获取数字化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点关注避免产生档案重复录存的现象,也避免在香港一地集中资料,同时设法通过数字化共享实现文献的留存。而另一方面,当今数据的速度、质量和数量也加剧了档案焦虑。文献库该如何选择先归档哪些材料?元数据是由什么构成,以及生成的元数据带来了哪些应用的可能?文献数字化绝不仅仅是当今人们访问析信息的一种潮流。这一态势也在推动着文献库和各类机构在自身定位与档案保存优先程度方面深入化自我认知。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文献库应如何保持自我反思和有价值发展?

图3: 内容优先级

在此,我将为大家展示我们解决此问题的方式——拟定内容优先级。我们有七个内容优先级。展览史(Exhibition History)方面,我们的难题和挑战目标主要是基于客体的艺术史。我们试图追溯展览、现场构建的艺术事件等等。复杂的地理(Complex Geographies)揭示了“亚洲艺术无国界”的概念,考量迁徙行为和文化交流在当代艺术背景下对身份认同的破立与边缘化。我们还有涉及正规教育制度的教育学(Pedagogy)优先级,以及导师制的替代性教育,并且考察了数代艺术家如何接受艺术培养,以及随后对其艺术实践的影响。我们的内容优先级中也包括艺术写作(Art Writing),研究了许多形式的艺术评论和批判,以及它们如何成为解读和推动艺术家创作的工具。传统之中的创新(Innovation Through Tradition)则是研究,例如,水墨艺术这类传统艺术形式如何在当代环境中振兴。在表演艺术(Performance Art)方面,我们遭遇了归档留存的实质性挑战,因为表演艺术本身便是一种限定时间和空间的艺术形式,它真正强调的是实时的亲身体验。我们重点关注的主题是,如何以多种形式保存这一类难以具现于物质的事物。与此同时,我们深知表演艺术作为一种艺术体裁,在被压迫群体中真实存在而且蓬勃发展。由于其高度虚化的本质,在充满审查和系统性压迫的环境中,对艺术家而言就成为了十分便利的表现方式。谈到系统性压迫,艺术史中的女性(Women in Art History)也在我们的内容优先级中占有一席之地。更不必说,这一直是值得关注的话题。随着我们持续开展研究,我们的内容优先级也可能会发生改变,但优先级的拟定也绝不会无中生有。

我想借助我们在2010年启动的项目“未来的材料:记录1980-199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来阐明我们内容优先级的事实根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也是我们启动的首批研究项目之一。该项目着眼于彼时并不受关注的历史时期。我们获得的相关材料大多数是二手的,包括著作、特定时代学者和评论家的个人叙述。在这一项目中,我们本应尽可能获得相关一手材料,但遗憾的是这些材料在2000年代初根本无法获得。

一手资料无法获得的问题对我们而言无疑十分紧迫,毕竟中国70年代以前的有关材料十分稀缺和分散,有些甚至因为诸多原因而飘零丢逝。而80年代的中国开放意识初现,又迎来了先锋派的历史性转折,是亚洲艺术文献库研究和收藏的重点之一。因此,我们启动了文献学研究,并且付出了大量时间采访相关艺术家和从业者,这些人或多或少成长于1980年代。趣味纷呈的口述历史触及了各种话题,例如众所周知的读书热,中国的教育制度,80年代萌芽的各种明显的叛逆风艺术团体。这些信息汇集起来,形成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解读。这是一个在20世纪初开始在拍卖市场上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涉及一些同类主题或在形式语言上具有相似之处的艺术作品。但是对背景和艺术轨迹的探究尚未开始。

图4: “未来的材料:记录1980-199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项目采访

让AAA感到收获极大的行动是访谈。例如费大为等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就在采访中向我们分享了他们的个人留存档案,包括信件、照片文档、瞬时艺术等。他们也都主动将其实体档案以现实或数字方式捐赠给我们。他们的贡献为我们后来实施的数字档案举措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图5: 萨特与邓丽君

此外,我们还制作了这部名为“萨特与邓丽君”的纪录片,深入研究了中国南方的艺术生态,覆盖了使用广东话的几大经济繁荣省区。众所周知,各种各样的因素混杂使得像广东这样的地区在当时充满活力和无限可能。而这部纪录片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我们通过案例研究,深挖中国艺术史。大家可以在其中看到我们对林一林、陈侗、黄晓鹏等艺术家的采访记录。虽然这样的主题目前还很缺乏学术研究(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建立馆藏与档案就是我们打造一个讨论平台的第一步),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项目确实激发了人们对80年代文化研究的兴趣。此后,大量研究和藏品收集行为开始关注20世纪8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随着我们发布这些信息和纪录,我们慢慢意识到了三件事。首先,一旦资源变得可见,更加多样化和深入的研究自然成为可能。那些曾经颇具争议或晦涩难懂的叙述就自然迎刃而解了。我们的实际解决方法是什么?那就是将不可见的东西公开,并且载入正史。其次,我们对于探索中国地方主义的话题产生了强烈兴趣。那么除了广东之外,中国其它不具有艺术学院的地区是什么情况?汉族文化之外的艺术家是什么样的?我们应当如何追溯其轨迹?其三,回过头研究项目时,我们同样发现,70多名受访的艺术家中,女性屈指可数。因此,女性艺术家从艺术院校毕业之后,是否会顺应社会期待组建家庭并扮演家庭生活的配角,或者这种现象背后,这是否存在一种更系统的社会逻辑原因?所有这些问题催生了我们后续研究的三大项目,基本上脱胎于这些单方面的焦虑,同样也让我们认知自身在归档留存和选择内容时的定位,我们步入了这种反思性的发展,开始寻找更多希望研究的无形叙述。

图6: Joan Cohen档案

2016年我们推出了Joan Lebold档案。Joan Lebold Cohen是一位摄影师、艺术历史学家、收藏家,专门研究中国电影和艺术。1961年以来,她频繁游历亚洲各地。她在日本,香港和中国生活过,见证了20世纪70年代,以及79年至81年中国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面貌。我们在档案中选取了大量幻灯片。那个时代少有大陆居民拥有相机,更不会有人认为外国游客对这新兴的艺术发展会感兴趣,但她还是保存了多箱源自自身旅途和日常生活的影像。

Joan Lebold Cohen档案涵盖了各类罕见的工作室访问的彩色影像记录,艺术家的作品、艺术收藏和社区,学院里的艺术学生和老师,同时也有当地和海外当代艺术展览、公共壁画、雕塑,甚至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快照。 总而言之,该档案真正地提供了一个独特窗口,能够窥见当时中国大陆和国际的玉树动态,涵盖沿海发达地区和较小地市的艺术创作,时期大约是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她当时还专门拜访了一些这一时期的女性艺术家。因此,这些女性艺术家及其作品罕见见证的照片,也构成了成了Joan Lebold Cohen档案16000张幻灯片的一部分。下图展示了数盒被Cohen女士做了注释(包括艺术家的名字,及其工作室的地点)的幻灯片。在这里,我们的同事正努力将信息上载至目录的元数据集。

图7: Cohen的幻灯片

“未来的材料记录”催生的第二项目是Besty Damon档案,于2018年推出,重点记录了“水的保卫者”计划的两次实践。主要在1995年的四川成都,和1996年西藏自治区的拉萨。可以想象,大多数人或许会认为,在这两个地区举办一场活动将是非常有趣的选择,两者都属于二线城市,在当时当地也都没有艺术院校。 该档案包括幻灯片、纪录片、剪报和访谈。比如这张标出成都和拉萨的地图,其实一眼即明。但档案中涵盖了很多特定地点的试验作品,还能看到这一活动邀请了一些女性艺术家参与。下图为尹秀珍的《一片天》,是于1995年成都水的保卫者活动的一部分。

图八8:《一片天》

以及第三个环节。就像我刚提到的,“未来的材料记录”涉及的广东当代艺术诱发了我们研究地方主义的兴趣。因此,时间来到2019年,我们推出的“中国西北部当代艺术文献研究计划”第一阶段在兰州启动。它涉及2000多个条目。其中大多数材料是艺术作品、信件、照片和个人记录,涵盖70年代初至2016年的时期,记录了甘肃省6位当代艺术家的工作和生活。该系列还包括1981年至2006年间,在甘肃省会兰州举行的十场艺术活动的主要记录。这既是一项大型研究和档案项目的一部分,主要聚焦西北地区当代艺术实践的辅助研究,也是又一次挑战单一的既往艺术史记录的举措。

话题回到内容优先级,正如我所前面所说,这是AAA在大量项目中的思索与心路历程,我们的内容优先级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自我反思的实践,对我们享有的特权和各种便利,作为独立的艺术团体,我们有义务自问:我们做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这本身也构成了一套价值观,令我们彻夜难眠,不断向差距,盲点,以及正史发起挑战。这些正史正式由我们自己树立的。那么,我们该如何才能做到真正透明? 让无形变有形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却似乎永无止境。

回顾之前我们的谈话内容以及AAA所做出的选择,现在我要继续讲解数字化如何确保我们能够宣扬艺术史的过往。开展归档留存工作之前,我们总是会面对堆积如山的东西。香港艺术家夏碧泉工作室的面貌(图9)是一张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图片。这张照片拍摄于他逝世之后。室内堆满了不仅有他比较出名的作品,还有藏书、期刊、展览材料、信件和在香港及其他地方展览的照片文集。夏碧泉是香港艺术节熟知的“夏叔”,他的身影常见于展览开幕式,随身携带相机,拍摄社会热点事件和艺术家照片,包含大量艺术品特写镜头”。有时他也会主动联系画廊希望能够售卖这些作品。夏碧泉会对照片进行分类、编排标记相版、将冲印照片装订成册等工作十分细致,一丝不苟。而他这么做绝非完全是为了钱财。从图中的盒子可以窥见,很多材料都是标记完善的,虽然此前可能无人知晓。夏碧泉以一人之力,记录下了了香港从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的艺术展览历史。部分材料已数字化,并且由AAA的平台在线提供。

图9: 夏碧泉的工作室

实际上,夏碧泉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记录了香港的一些展览。当时的香港被视为所谓的“文化沙漠”,虽然有大量机构和基础设施愿意为艺术展览提供空间,但当时只有少数的艺术空间专门致力于艺术展览。夏先生的照片资料则留存了各种形式的影像材料,包括相版,冲刷照片,还有部分是相册的形式出现的。来自这一片混沌之中,在堆积如山的物品之间, AAA果断行动,将其整理成为刻通过数字方式访问的在线档案平台。

图10:AAA的数字化工作

至于数字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将上图左侧堆积的文件归档上传到网站),则绝不仅是扫描高分辨率图像那么简单。AAA的数字化工作涉及对实体材料进行分类扫描,同时为每个项目创建元数据,最终创建检索工具或树结构——我们将它称为一种智能整理,能够帮助用户浏览这些档案。在“夏碧泉档案”中,我们真正希望研究的是内容优先级中“展览历史”在香港的地区的部分,夏碧泉档案是其中的一个案例,但我们对“展览历史”的探寻实际上并不是始于这位艺术家。

2013年我们与香港艺术博物馆合作,启动香港艺术史研究项目。围绕一系列全新的专业记录访谈,包含不同声音和观点,开展一系列的调查,包括展览史、教育学、中英艺术写作以及香港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模式。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的影像记录,不仅来自夏碧泉档案,还有其他各种档案。正如我之前所述,60年代时期城市中艺术博物馆和画廊是少有的支持艺术创作、艺术和展览举办的机构之一。

图11:香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艺术展品

图十一是香港上世纪60年代后期艺术品,它们与我们的油街档案和外围档案共同体现了我们在机构之外举办展览的努力。外围档案揭示了1987自发组织的一场展览的有关情况,这次展览选取了其中一个怪异的位置,位于香港坚尼地道15号,一栋如今早已被拆除的建筑。该展览共有21位艺术家、艺术团体和从业者参与,其举办旨在回应艺术实践缺乏机构性支持的现状。油街档案的内容来自原来的油街艺术村,就是左边图中的影像,它存续于1998年至2000年间,坐落于北角的前政府物料供应处仓库。

数字化工作有助于我们分享和整理香港的展览历史资料,否则这些资料可能只见诸于奇闻异事或者支离破碎,最后难觅踪迹。当然,我们的努力并不仅仅局限于在每个独立档案的场景下展现这些展览和相关事件。我们从所有档案中收集的元数据,包括夏碧泉, 油街和外围等等,全部整理成了一个专属事件数据库,提供了另一种信息留存的方式。其中的交互式地图将为您展示链接至各个城市的事件记录。您也可以按日期、地址、展览地点和展览名称进行搜索。点击每条记录,可以看到更加详尽描述的信息,参展艺术家的名单以及与我们参考库和研究馆藏中的相关记录。

图12

AAA不仅试图整理香港的展览历史,其事件数据库在专属档案基础上也提供了不同的查阅途径,能够分层和比较AAA馆藏的信息。我们利用数字化技术的另一种方法即是将元数据作为资源共享。在我们的归档项目中,每件馆藏至少要包含一个描述性标题,以及基于版权的访问级别和权利声明,还有其具体的文件夹和路径,我们称之为树结构或查找辅助。我们共享的数据集包含以上全部内容,以及相关的链接url。这些数据集的表述以英语为主,基于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对公众免费开放,这意味着其他研究机构也可以下载、访问、官方处理、使用,甚至在取得同意后将这些信息纳入其自身系统。

而所有这些尝试都是为了呈现更加丰富的艺术历史。若脱离研究、合作和数字化,这一切举措便不可能实现。在此,我想引用著名诗人Stefan Mulanme名言来结束我的演讲:

事物早已存在,我们无需对其创造,只需理解其中关系。

“归档留存”于AAA而言不仅是个名词,同样也是个动词。我们不仅仅是积累材料,而是有目的的积累,使不同的历史相互丰富和映衬,借此构建斑斓多姿的艺术史呈现。尽管工作的相关性和优先级问题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我们通过自身的反思,创作力和分享精神不断树立新的价值和决心,这也是我希望通过今天列举的这些实例向大家传递的精神。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这里列出了香港亚洲艺术档案馆的联系信息。若您还有任何问题,欢迎来邮。我们的邮箱是library@aaa.org.h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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