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孙权
本学期为美院网研所的博硕士生开了《文化与技术理论与历史》课程的第一单元（grounding），其中塔夫里（Manfredo Tafuri）的《建筑与乌托邦》(Manfredo Tafuri, 1976)为其中一周课程必读书目。
必读此书，一是因为对于（建筑）批评的操作性（l’operatività della critica，critica operativa），塔夫里提出了更严格的去魅化的任务。相较于卢卡奇对于文艺批评功能的热切寄望，鼓励批判文学要支持“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而非美学避世倾向，批评的目的在于转化对象，进而促使社会变革，亦即，批判应有立场地彰显“政治”功能。塔夫里则认为批评的操作性除了理性逻辑分析、建筑类学型，以及立于澄明的“历史性”分析(Manfredo Tafuri, 1986)之外，操作性批评一定是意识形态批评，但“有必要从意识形态批判，过渡到分析那些计划（programming）技术及其抵达生产关系的核心的那些具体路径”(Manfredo Tafuri, 1976, p. xi)，对建筑、当代艺术或者科技产品、现象的当代批评者来说，不能忽视技术─政治经济计划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其二，在其前一本书《建筑的理论与历史》中提到现有操作性批评之不足：
操作性批评的典型特点已经显⽽易见：几乎总是表现为某种规定的编码。这种编码在理论上可能⾃成体系，⽽在⽅法论上则是广泛⽽又⾃由的。但是毫无疑问，如果将这种操作性注入历史，其困难在于停留在历史本身的价值演绎与试图借助于引入—仅仅在批评的层次上—新的价值及先验的选择以促成未来之间举步维艰。 ((意)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著 ; 郑时龄译.等, 2010, 页176)
若如此，顶尖者最多就只能是波特莱尔那种敏感纤细的“情感批评”，反成为批判路上的石头。批评家若非怀疑论者，就是不可宽恕的浅薄之徒。塔夫里因此又说：
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的所谓“进步主义”建筑师们的折腾，他们切切实实试图掩盖这样的问题：正如不能形成一种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只有一种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这样就不可能“预示”某种阶级建筑学（architettura di classe），为解放了的社会的一种建筑学，而只能引入一种建筑学的阶级批判（una critica di classe all architettura）。就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而言，并没有超越学派倾向和偏见。任何以激进的否定或更为悖论式的反语试图推翻体制、学科的企图——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的例子告诉我们——都注定要转化为某种所倡导的贡献，转化为先锋派的“建构”，转化为更积极的意识形态，更富戏剧性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意)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著 ; 郑时龄译.等, 2010, 页V)
为了展示此种“操作性批评”的经典写作，我特意翻译了David Harvey于1984年发表于 Design Book Review 10.13-17 上的文章《本质与乡土的地景》（The Essential And Vernacular Landscape）。虽然时隔已久，但相信我们可以从David Harvey的写作中重新体验几乎沦丧枯萎的批判力量，并勇于当个走在深谷间钢索线上的批评者。对当今艺术界与建筑圈的“流量评论”的现象，更足以反思。
Jackson, J. B. The Essential Landscape: The New Mexico Photographic Survey. Edited by Stephen A. Yate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5. Illustrated. $45.00.
Jackson, J. B.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Illustrated. $16.50.
Jackson, J. B., ed. Urban Circumstances. Design Quarterly, no. 128.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5. $7.50.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黄孙权 译
大约一代以前，杰克森（J. B. Jackso）透过在《Landscape》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简练精辟的文章，彻底革新了有关地景的论述方式。如今，《本质的地景》一书重新收录了其中一些文章，而《发现乡土地景》则集结了他较近期的著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检视其成就的良机。
《本质的地景》将杰克森的论文与来自“新墨西哥摄影调查”的十二位参与者所拍摄的照片相互交织。这本由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精美制作的图文集，许多照片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制作上都堪称杰作（尽管我十分希望整份图录能以更易读的版面印制）。这十二个不同镜头所捕捉的视角呈现出丰富的变异性，同时也传递出一种主导性的整体印象（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本质的地景”？）。新墨西哥的地貌，在表面上或许显得单调，然而其细节却异常繁复精细；这片土地被一连串日益张狂的人类活动不断翻搅过，那些重叠的痕迹为训练有素的目光提供了一幅层层堆叠、如同重写羊皮纸般的地景文本，等待着被细细辨识与解读。
杰克森一生致力于教导我们如何“阅读”这样的地景。而他在此书中的文章，与摄影作品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图文对照，而是截然不同却互补的两种观看方式与传达媒介。在这本书中，除了开篇那篇《看见新墨西哥》（Looking at New Mexico）是新作外，其余皆为重刊之作，其中五篇更可追溯至1950年代。这些早期的文章洋溢着兴奋与活力，展现出一种探险家的笃定与热情——一位深信“某处有待发现之物”的探索者，只要我们能拓展想象力，学会正确地观看，它便会显现。举例来说，那篇既精彩又偶尔带有俏皮趣味的文章《我们本可能是奇瓦瓦》（Chihuahua As We Might Have Been），即对比了位于那条人为边界两侧——奇瓦瓦与新墨西哥——的地景样貌。在相似的自然环境中，不同的时间感与空间感，竟能孕育出截然不同的地方性经验。又如那篇关于“高原国度”（High Plains Country）的文章，读来令人感到心生愉悦（没有其他词汇能更贴切地形容此种阅读体验）。那是一篇极具感染力的散文，文风浓烈，一种由深切信念与亲身经验交织而生的文字强度，仿佛是从新墨西哥那片大地本身涌现而出。
但杰克森所追求的，远比灵感式的描写更宏大、更具普遍性。他提出一种引人入胜的观点：如果我们能从沉重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对地景的研究将有可能揭示出关于社会、环境，以及我们与二者之间个人关系的某些重要真理。简言之，透过地景研究，我们能更清楚地理解“我们是谁”——而这项真理对所有人皆适用，无论阶级、种族或文化背景如何。他的视野是民众性的、普遍的，并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
在那个时代，许多其他学者——特别是那些文化地理学家，也就是杰克森后来日益自我认同的群体——也纷纷赶赴这片领域。然而，Jackson 借助他所开创的契机所实现的内容，则可在一系列著作中看到，如《美国空间》（American Space）与《废墟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for Ruins），这两本书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在较晚期的散文集中——《发现乡土地景》（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杰克森探讨了各种主题，从城市公园与美国乡村小镇，到新旧世界地景的比较、乃至于前现代与现代时期的差异等，无所不包。他在这些文章中对“普遍性”（universals）的追寻变得更加明确，特别是在导论与结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么，杰克森在他对乡土地景的探索中究竟走了多远？又在实践他早期愿景的过程中，在哪些方面未臻圆满？
遗憾的是，就这一点而言，我的评价必须相当严厉。我说“遗憾”，是因为我认为杰克森的最初构想极具力量与说服力，而他早期的散文则堪称典范。相较之下，《发现乡土地景》中所试图建构的综合性论述，却显得缺乏说服力与活力，而且时常流于犹疑不决与平庸泛泛的概括。当杰克森探讨具体主题时（例如《清教徒眼中的风景》或《乡村小镇》），他仍展现出他昔日的笔力。而在某些较为宏观的篇章中，也偶有闪现真知灼见的时刻。然而，这些洞见很快就被一种犹豫不决、漫无目的的笔调所淹没——尽管这种笔调有时也颇具魅力，但最终却无法导向任何清晰的结论。问题的根源，在于杰克森显然怀抱强烈的愿望，希望这一切能导向某种终极的结论——一种对“原型地景”（prototypical landscape）的普遍概念，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一种“作为原初理念的地景”（landscape as a primordial idea），而所有具体的地景都只是这一原型的不完美投射罢了。然则，当他从这理想主义的高峰俯视现实，堕入平庸之境，其跌落之速与悲剧性，皆令人骇然。
那么，让我试着追踪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何那些精彩的个别论文无法共同建构出有力的普遍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我们也许能理解，为什么“普遍论述的失败”与“个别论述的精彩”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关联。
杰克森宣称，他一向能够“毫不费力地处理地景的现象”，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定义（或重新定义）地景这一概念”。我最终会对这样的自我评价提出质疑，因为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自我理解。但目前，让我们先顺着杰克森本人的思路前进。他在书的导论与结语中，对“landscape（地景）”一词的语源进行探究，似乎认为只要解开词源的纠结，便可解开地景之谜。但当这条语义之路走入死胡同后，他转而以两个要素的结合来界定“地景”：一方面是传统的、流动的、乡土的；另一方面则是“由法律权威所建立的、有预谋的、持久稳定的形式”。因此，地景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持续冲突与妥协的场域，冲突发生在由权威所建立之事物，与乡土经验所坚持偏爱之间。”这一点提供了我们理解杰克森近年来著作走向的一个关键线索，因为他认为“乡土地景”一直以来未曾受到足够的重视与理解，而人们观看景观的方式，过于倾向于那些经过预谋的、永久性的形式。
在此，杰克森明确地承认了一种观点：即“永恒性”等同于“权威”，而“乡土”（vernacular）则可与某种类型的流动与变迁等同，亦即那种“对环境情势无止尽、耐心的调整过程”，发生在个别化、不规则与小尺度的空间之中。从这一认识出发，杰克森提出了三层分类的地景。第一种地景，典型如中世纪欧洲，由乡土所主导，展现出对常民生活方式的忠诚，以及一种“在寻求短期解决方案方面无穷的创造力”。然而，这种地景却缺乏政治历史的痕迹，是一种“没有记忆，也无远虑”的地景（a landscape without memory or forethought）。文艺复兴时期则塑造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地景。在其中，权力与权威被明确地书写进政治地景中，追求永恒与延续；凡是“暂时的、短命的或可移动的”都不被鼓励。但接下来，杰克森语气变得犹豫。他说，也许有第三种地景，“我们可以在当代美国的某些面向中看到它”。这种地景缺乏流动性与永恒性之间的和谐与平衡。他说：“我不相信政治、知识与艺术的主流体系（Establishment）真正意识到乡土的活力与广度”，也没有“察觉出在地景中出现两个明显分裂的子地景所构成的危机：一个致力于稳定与地方性，另一个则致力于流动与可移动性。”我们似乎正在退回到第一种地景——一种“与正式空间相脱离、对历史冷漠，并以功利主义与无良知方式使用环境”的地景——而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背离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
这段论述出自一位声称自己“处理地景毫不费力”的作者之手，显得异常地犹疑不决。在《本质的地景》中最后一篇重刊的文章（原载于1979年），我们再次遇见了这种犹疑。该文中，杰克森探讨“地景如剧场”（landscape as theater）的隐喻。这个隐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地景上运作得相当成功：
“正是在那个时代，人类首次尝试对其周遭环境加以秩序与设计，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为了产生某种美感，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特殊关系得以彰显、得以被观看。”
我姑且略过这一明显谬误（事实上，人类自古以来便试图建构出一种可传达其与自然及彼此之关系的空间形象——读读列维-斯特劳斯、保罗・惠特利或是段义孚即知），先转向他所描绘的那个引人注目的画面：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景如同一场“戏剧演出”——拥有明确界定的空间、被组织起来的场所与时间，以及具有连贯性的行动。这个画面确实捕捉到某种重要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呢？杰克森并未深究。他仅声称，人类（出于某些未被说明的原因）突然觉得自己摆脱了环境的影响，开始能将自然视为一种背景——一个蕴含美感、神话与魔力的舞台，在其上人类得以演绎出自我欣喜与惊奇的感受。但这一切终究退场——原因仍未明言（或许是新贸易关系的出现？或是民族国家的统合？）——到了17世纪中叶，人们对“地景”的理解转变了。“地景不再仅仅意味着‘景观’，而是转变为‘戏剧’——对一个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过程。”场所中的神话与魔力让位给功利空间的功能性抽象，戏剧被内化为心理或政治的对抗场域。“地景如剧场”这个隐喻也因此失去其效能与适切性，因为我们对地景的理解变得更加科学化与功利主义导向。于是人们开始寻找一个更新、更具活力的隐喻。但杰克森却无力地作结道：“我们仍在寻找。”回望过去，我们可以将19世纪的地景理解为一种关于“成长、衰败与演化”的隐喻。然而，对于那个“新的20世纪的地景”，“我们仍难以理解为何物——为时尚早。”
这样的承认，再加上他未能明确界定“第三种地景”，无疑是一项极不寻常的现象。而这种缺失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是因为杰克森对特定地景的描写往往极具说服力，几乎足以支撑他那句“我处理地景毫不费力”的自我评价。
然而，事实证明，杰克森所处理的地景其实都属于某一类型。这正是我们揭示其未能提出真正具力量的普遍概念的第一个线索。例如，在他这几本文集中，没有一篇讨论的是“都市地景”；他最接近城市场景的地方，不过是乡村小镇（及其主要街道的变迁）、拖车营地与移动住宅、以及某些可能或不可能位于都市中的房舍与公园罢了。甚至连由他主编、标题极具误导性的《设计季刊》（Design Quarterly）特刊《都市情境》（Urban Circumstances），也完全避开了我们现代大都会的核心，只是掠过郊区或小镇边缘的场景而已。合理地说，人们或许会问：若刻意回避现代都市场景，又怎可能对“现代地景”提出一套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或隐喻？杰克森的种种遗漏（其中许多同样具致命缺陷），若他愿意信任别人的眼睛而非仅凭自己的观看，或许尚不至于完全毁坏他对普遍性的追寻。但他始终拒绝这么做——这使他显得令人震惊地“狭隘”（parochial）。他所未看到的，对他来说，就等于不存在。他知道城市的存在，但就像华兹华斯（Wordsworth）那样，他将城市简化为一个遥远而恼人的现象。他坦言，自己心中理想的社区是“不受大都会支配的社会”。在那篇关于“乡村恋”（Agrophilia）的文章中，他将这种感性推向极端。他认为：对于“水平性”的文化偏好，正为美国地景带来与欧洲迥异的氛围——“无处不在的，是一种消除垂直性的倾向”。那么他如何评论丹佛或达拉斯那自平原上拔地而起的天际线？如何看待纽约的垂直性与伦敦的水平性之对比？他认为那根本不是问题。对他而言，一栋高楼不过是“另一种、更复杂形式的水平性”，因为它是“一叠又一叠的、宽阔而未被打断的水平空间”。这种说法实在难以当真。即使他那关于“文化偏好”的论点本身有其道理（尽管它完全忽视了土地租金机制、当代资本主义下建筑产业与开发体系的组织逻辑），他那令人震惊的“论证循环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这使我进入我对杰克森理论工作的核心异议所在：他将自己置于一种“壮丽的孤立”之中，与那些与其主题息息相关的知识脉动与思想辩论保持距离。举例来说，关于“现代性”及其意义的讨论，他几乎未曾正面触及。波特莱尔（Baudelaire）将现代性理解为“无常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 impermanence），因此能以一种全新的感官结构（sensibility）捕捉豪斯曼时期巴黎城市转型的景象。华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反思此一文化转变时，则洞察到它实际关联于商品交换中永恒短暂性的霸权。而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在其著作《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中提醒我们：现代性是一种普遍共享的生命经验方式——它涉及空间与时间、自我与他人，“它承诺我们冒险、欢愉、成长、自我与世界的转变——但同时也威胁要摧毁我们所拥有的、所知晓的一切，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这些关于现代生活辩证性质的见解，难道与杰克森所处理的地景全然无关吗？诚然，他偶尔会呼应这样的感性架构，甚至稍加着墨（例如他分析美国小镇的商业街带与移动住宅时）。那么，为何他从未认真思考：“地景三”是否不是传统地景冲突——机构权威之“永久性”与乡土文化之“流动性”之对立——而是“无常的制度化”所主导的结构？就我个人而言，出身于一种更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我早已提出主张：资本主义在其积累欲望驱动之下，不断试图在特定历史时刻依自身形象建构地景，然后又不得不摧毁这些地景，以腾出空间供后续的资本积累之用。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种理解当代地景的隐喻：“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这个隐喻起初是从豪斯曼都市更新留下的瓦砾堆中自然诞生，后来被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转化为企业家精神的英雄象征。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杰克森应当接受这些特定的诠释，而是他若真欲追求一种普遍性的理解路径，这些诠释正可提供他一条更加稳固的途径。而他之所以迫切需要这样的支持，正是因为他对地景选择过于片面与局限。假若他愿意凝视纽约的布朗克斯区（the Bronx）、或那些因去工业化而锈蚀的地景，他或许自己就能创造出“创造性破坏”这一隐喻；若他曾伫立于巴尔的摩的“港湾广场”（Harborplace），他或许会察觉到：地景作为戏剧性奇观的隐喻并未死亡，反而被有意识地运用——不只是在迪士尼乐园，而是在几乎所有当代都市更新计划中。正如 T. J. Clark 在其《现代生活的画家们》（The Painters of Modern Life）中提醒我们的那样，这种对“奇观”的依赖，最晚可追溯至豪斯曼时代第二帝国巴黎的空间重构。而今日的背景不再是“自然”，而是人造环境所构筑出的“第二自然”。这个隐喻虽仍持续存在，但其历史语境与意义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杰克森抛弃了所有这些当代理论脉络的考量，也将自己隔离于其他同样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观察者可能见到的事物之外。他孤身一人展开对“普遍意义”的追寻，仅凭自身的反思与一双眼睛为工具。
但——正是这双眼睛！这便是他的救赎之处。因为在那些让杰克森感到自在的地景中（恰恰因为这些地景对他毫无困难，我猜想），他的观察是敏锐的，有时甚至达到绝妙非凡之境。而他刻意避开任何先验的视觉诠释典范（a priori canons），在这些情境下似乎反倒成了一种优势。若说美国非都市地区、尤其南方与西部当代地景能够开口说话，那么它们说出的声音，无疑正是 Jackson 的语调。他对这些地景的观察，宛如一座真正的金矿，任读者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而其令人着迷之处，不仅在于他的描述本身，更来自他不断旋转观察的镜头，以凸显对比、对立与差异。他的方法之所以近乎辩证（dialectical），源于他内在良知与意识中的一场斗争——那是一场关于“他应如何观看地景”的挣扎。让我简要举例说明这一面向。
《发现乡土地景》（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一书洋溢着对“乡土性”的尊重——广义而言，这是一种个人对环境条件的流动性、在地化、具体性的调适方式。这是一种“存在式”地景（existential landscape），与“工程师之地景”形成对比——后者的“隐蔽特质”为有在“每一能量流系统皆顺畅无碍地运作”时，才被视为美丽。然而，若要让乡土性得以自由演化，它就必须嵌置于一个政治框架之中。于是杰克森盛赞杰佛逊（Jefferson）所构想的地政制度：即透过“郡、乡、区”（range, township, section system）开启了美国广义民主且个体化的地景视野。如同托克维尔（Tocqueville），杰克森对于工程师背离市民责任、转而投入工业资本体系的历史转折深感惋惜。正是那一转折，断裂了人与环境之间“古老的盟约”，摧毁了一种以“自主农民社群”为核心的共同体感——这些社群由彼此的责任感与对土地的依附所维系，透过耕作与邻里之间的互助学习“公民精神”与“虔敬德性”，并实现了人类行动与自然条件的和谐。但时光无法倒流，今日的美国地景，已然舍弃了空间的政治组织，而转向空间的经济组织。
但时光无法倒流，“工程师的地景”并非毫无价值——它同样创造了新的空间，供乡土性得以展现其自身。杰克森在此试图挣脱那种浪漫式反应与乌托邦式想象的束缚——那些将欧洲或前工业时代神圣化、并以此贬抑现代性的文化惯习。毕竟，工程师设计的高速公路、汽车与移动住宅，确实开启了一种新的自由形式——使人得以摆脱“对环境沉重的情感牵绊”、对社群责任的依附、乃至于“对传统家庭与其物质占有之暴政”的束缚，亦使人不再“必然归属于一个紧密的社会秩序”，那样的秩序中，往往深植着阶级与种族的区隔、对创新精神的蔑视，以及对早已远去的过往的病态怀旧。那些被传统主义者所鄙视的乡村小镇商业街带，其实完全可以视为“作为一种物质实体之社会地景的基本元素”——因为它们正是“创新、互动、服务与休闲”的社会场域。而移动住宅与拖车营地，则可被视为新型乡土文化的象征。一种新的“存在式地景”，正是在工程师所建立之技术官僚与经济结构内部逐渐成形——尽管这些结构早已背离了杰佛逊的愿景。但正是在这些空间中，某种新的社群感或许得以萌发——一种新的地景，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引向更深的和谐。浪漫与乌托邦精神，即便被驱逐出前门，也总会从后门狂奔而入。
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杰克森有时显得像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理想主义者，被某种无政府主义式的自足社群幻象所驱动；但他也能在瞬间转化为一位冷峻现实的唯物论者，歌颂现代个人主义的价值。他时而站在菁英主义的高度，赞美权威、稳定与传统；时而又流露出对地方性与个体对建制价值颠覆的喜悦，为草根文化的生成喝彩。这些文章笔锋优美，有时恼人，有时撩人；最精彩的篇章，让我想起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描述他与优雅女性交谈时的评语：“那种无形触角的悸动，是刺激的，也是令人愉悦的。”而 杰克森最值得我们阅读的，也正是这一点——而非他那些艰涩而痛苦的“普遍真理”之企图。
在《本质地景》（The Essential Landscape）中有一幅 Jackson 本人的肖像。他的神情如他所钟爱的新墨西哥地景一般，刚毅且轮廓分明。他散发出一种不可侵犯的、带有边疆气息的坚韧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那是一种孤绝中淬炼出的智慧，其线条锐利，却偶尔被一丝质疑式的幽默所温润。这幅肖像，至少，胜过千言万语。
参考：
(意)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2010）. 郑时龄译. 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Manfredo Tafuri. (1976).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MIT Press.
Manfredo Tafuri. (1986). There is no criticism, only history,. Book Review, No. 9(spring), 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