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 REVIEW 网络社会年会

自由协作:Geert Lovink对话Trebor Scholz

Geert Lovink(以下简称GL)
Trebor Scholz (以下简称TS)
于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媒体研究系,“网络,艺术与协作”会议,2004年4月24-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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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叶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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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Trebor Scholz;右为Geert Lovink

GL:协作,尤其是自由协作,听起来有点理想主义。它是为了厌倦他们自己的人,或是一些因在某些领域缺乏能力被阻碍的人。毕竟,人类依旧是社交动物。这是愤世嫉俗的理解。

另一种观看它的方法可以是去分析文化经济的发展,去分析创意产业迫使人们组队协作的方式。在一些诸如文学、视觉艺术和学术界的领域,团队工作取得承认的斗争将可能从不会获胜。一般而言,机构不喜欢和无组织的社会结构一起工作,因为它们没有一个似乎能够负责。它们想要和个人共事,而不是团队。并且,团队通常不是企业制的,或是没有法律地位的非营利实体。团队通常在非正式的氛围里成长起来,更像那种浪漫的关系,它们并不是通过签合同才开始合作的。我发现在组织化的网络(organized network)和网络化的组织(networked organization)之间进行区分是有帮助的。当今要网络化组织是非常容易的。当然它会牵扯到许多安全性的噩梦(security nightmares),例如防火墙。10年之前网络化组织是困难的,但自从邮件和网络在办公室里普遍使用,它就变得更简单了。网络对于组织不再神秘。

对我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将“组织化的网络”organized network模型转化到真正的虚拟社群,这些虚拟社区想要或者不想要和真实世界相连接。正是在真实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面决定了协作的形式。以我的经验而言,这非常困难,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在线上协作,而不在真实生活里见面开会是非常费力且令人泄气的。线上的工作可能是非常缓慢没有效率的。如果你想要在那个层面上成功,你需要有耐心。当一些人相信网络标语“用光速交流”,这根本没有描述出事实,如果你和一群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人们,在更加复杂的项目上工作,尤其是在技术-文化领域的义务工作。在一开始,你可能会兴奋,但真正的问题是一年或者两年后你如何持续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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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from Networks, Art, & Collaboration – a conference that took place at SUNY Buffalo, April 24-25, 2004.

TS:以我的经验,面对面的会议是线上计划的粘合剂和加速器,然而参与者们却给它低优先权。至于使协作便利的工具,因它们现在能允许我们做的事,资本主义就对它们未来的能力乐观设想,不弄错这些设想是重要的。如今,内容开放计划得到了许多注意,但单单维基或是博客的有效性availability并不能保证人们使用它们,这是非常清楚的。这可能需要花费更多年。

尤其,通向在艺术和线上计划中协作的脉络的信用系统的方法,它们不容易和音乐或是剧场这种(意义的)限定能如此集中的领域相比。在线上计划中,贡献来自从事件的概念到译码的过程,程序员或许也读理论,并且对概念的发展有所贡献。这使得商业电影世界作为一个模型,它过于专门化的信用系统的使用变得复杂。

GL:确实。当非正式的网路和点对点(P2P)协作成为关键群体,这变得尤其有趣了,甚至超越了非正式协作的舞台,转变成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凡的、神秘的瞬间,当小且分散的团体聚集成一个更大的社会运动,并且造成一个“事件”(event)(正如Alain Badiou所称)。但那是异常的。我不认为个人的协作能够导向创造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我宁愿视它为20世纪经典的道路,在这里,政治性的创造性工作总是被视为一个制造更大的、形而上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TS:你是否相信小团体和网络创造的小型政治活动(micro-politics)能对一个更大的社会重建有所贡献?

GL:当然,人们将仍被社会装置所困着,动弹不得。我们越多地理解网络技术,就越可能找到移动人们创造聚集(民众)的方法。

TS:你怎么把现在有大量争论的蜂群(the swarm),诸众(the multitude)这些概念和细胞、小网络的方式联系起来?这两个模型之中,哪一个你认为有潜力在争论和批评中更有效?可以将它和McKenzie Wark的黑客阶层(hacker class)联系起来?

GL:在世界社会论坛the World Social Forum独立媒体Indymedia和最近反战声明的例子中,去看看人们如何处理“可扩展性(scalability)”是有趣的。我会说,他们不处理。对于分散自治的团体,这极其困难,他们习惯于分裂,习惯于导向大而复杂的事件。对于超个人hyper-individual(类似我们),历史性的事件已经变得和狂欢节(如同Bahktin描述)难以区分。制造历史作为日常生活的中断被经历,并且可能确实如此。这使得大事件成为人们学习的经验变得非常困难。不去观看一个大的图景,我变得对微观的戏剧层面(the micro-drama level)更加有兴趣。

TS:对于Buffalo我们这里的会议形式的讨论而言,微戏剧是一个好的起点。之前,我们决定我们可能不会有讲座或是座谈小组,并且我们可能对会议形式进行实验。我们谈论了会议的问题,是在于一个独家的明星制度(exclusive star system),在这里用是否一切平和地进行并且达成协议作为成功的衡量。因此我们没有主要发言人,所有的部分都是在圆圈里组队的,并且,我们要求每个人的报告简短,以及专注于他们关于协作经历和进程中计划的看法。这里希望的是,打破观众和发言人之间的界限,通过不使用观众席或是组织管理严密的座谈小组结构,为了参与,为了使真正的对话成为可能。我作为一个媒体艺术家,这个面向事件的、无层次的实践为前沿问题增加了机会。

我们的会议同时也是一个机会,去思考在短暂活动的环境context中的成果。在大多数活动里,积极的网络化发生了,人们得到灵感、学习,并且见到未来的合作者。派对、饮料、食物、桑拿、游泳,让活动更加诱人,并且建立了促使参与人邂逅的环境。在过去许多活动里,你介绍的“会议理论”杂志的想法,是一个便宜、容易,并且有效的散播文本的方式。对于它,回溯到Gerald O’Grady为小型实验性的会议出版的杂志,这里有一个地方志。即时博客和视频会议作为一些议题的一部分,能够让远程关注活动成为可能,DVD将被做出来。为此,一些没有听众的对话将被录制。广播的部分能够作为线上网播被关注。这些记录会更加完整,而不是那种某人拿着三脚架站在角落拍摄的情况。

GL:关于“文本主义”paperism和“座谈小组主义”panelism的批评并没有什么新鲜的。我们不要过分夸大它。对于那些时常参加学术会议,并且对于那些活动期间的仪式和形式赶到不满的人来说,这个批评并不令人震惊。在我们的情况里,协作它自己是主题,这就让它更容易地去明确实验形式,但是这种强烈的欲望是无处不在的。新媒体传播方式仅仅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年轻人仅仅是不再有那种耐心,去听某人读40分钟的论文。就是如此简单。这就是关于在现实生活中会面并且对话的全部。有些人或许有时有去听名人报告的欲望,但是对我而言,这并不是聚到一起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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