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US BECOMING as a tactical resistance
病毒变成战术性抵抗
文／Shu Lea Cheang 郑淑丽
翻译整理／阮璐欣
校對／黄孙权
我的演讲题目是“病毒变成战战术性抵抗”。就在今年，我终于发布了我的新电影《UKI》，这部电影花了我整整14年的时间才完成。在2009年，我开始构思制作《UKI》。那时我在巴塞罗那的Hangar媒体驻地。记得当时我在实验室里思考，突然间意识到自己要对电脑做点什么：我想要确保电脑能够有所表达。自此，我开始了创作，并为这个创作起了个名字：“病毒、爱、生物骇客” (viral love biohack)。
当时《UKI》只是一个概念构思，我还不确定如何拍摄这部作品。但我还是决定了我的工作方向。在2009年，我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UKI》，这个病毒就像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可以自我复制，在多个形态（化身）中表现出自己，将她的爱传遍被占领的地区。”现在回想起这句话还挺有意思的，当时我完全没想到会有人愿意花钱来拍这样的电影，所以我把它转变成了一个表演装置，甚至是一个游戏。直到今年，我才终于能够发布这部最终的科幻电影，我给它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科幻病毒科替代现实电影”（sci-fi viral alt-reality cinema）。
我本来想给大家讲讲这部电影的故事，但我觉得你们很多人周一晚上应该已经看过了。再强调一下，《UKI》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而UKI就是电影中病毒的名字。在电影里，这个病毒UKI被用作渗透工具，来破坏GENOM公司的生物网络。欢迎来到生物网络时代，这个企业方案旨在主张、改变和重构我们的个人生物数据。我们都是生物网络中所有集成电路的一部分，这些网络拥有我们个人身体数据。对微生物合成的GENOM研究的投资为UKI的科幻想象力提供了支持。UKI以不断变异的方式创作情节和角色，并采取各种策略来夺回GENOM公司窃取的高潮数据。
所以，这部电影其实就是讲述了UKI这个病毒是如何产生的。当然，这部电影也可以看作是我在2000年推出的前一部科幻赛博朋克电影《I.K.U》的续集。在《I.K.U》里，我塑造了一个名叫Reiko的角色，这个角色被GENOM公司部署出去，这是一个巨大的企业。Reiko是一个复制人，被派遣到人类世界与人类互动，收集高潮数据。一旦他们的高潮数据被收集满，公司就会下载这些数据，制作成类似手机芯片的产品，以此来赚钱。这是在2000年，移动电话媒体初兴的时候。我打算给大家展示一个《UKI》片段，讲述Reiko是如何变成病毒的。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都经历了无情的病毒现实，我们已经自愿限制自己的状态，我们正在处理数字或肉体性行为，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数据监视，我们已经在强制性隔离期间，跨越边界或感染变种病毒时，将自己置于与病毒独处的境地，我们勇敢地让自己的身体成为疫苗实验的对象，我们有时使用假体的赛博身体，并与微生物、细菌、真菌、古细菌、原生生物、绿藻、浮游生物和变形虫建立联系。我们已经超越了性别二元制，进入了转基因话语。与病毒共存意味着改变我们的身体，与病毒共存，面对、拥抱、爱着病毒，我们将自己的身体传送到新的生态系统中。
我想引用一篇在疫情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文章，我了解到了疫情期间印度的情况这篇文章是由阿伦德蒂·罗伊（Arundhati Roy）撰写的，她在文章中谈到了疫情是一个门户，连接着两个世界。文章于2020年4月发布，她在文章中写道：“疫情是一个门户，一个通往下一个世界的入口。我们可以选择带着我们的偏见和仇恨、贪婪、数据银行和过时的思想、死亡的河流和烟雾弥漫的天空，走过这扇门。或者，我们可以轻装上阵，准备想象另一个世界。并为之而战。” 那时，我认为当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封锁时，我正在创作《UKI》剧本，这确实是一个让你思考我们如何能够离开我们如此熟悉的世界，并能够接受下一个挑战的时刻，这包括下一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新的公平体制。所以我的观点是，我继续在我的艺术作品或电影制作中使用这个概念，干预抵抗，这像是两个关键词。
我还想提到另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运动，比如，让我提一下战术媒体的历史运动，特别是定义上，战术媒体是在其鼎盛时期出现的，我认为大约是在1993年到2003年之间，我记得我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Next Five Minutes大会。所以，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战术媒体是什么，战术媒体的出现源于媒体艺术家和媒体行动者将谦逊目标转化，演变成鼓励每个人为支持自己的政治斗争而制作自己媒体的运动。这种“新媒体”活动基于这样的认识，即长期以来“街道”（现实）和“媒体”（再现）之间的区别已经不能维持了。相反，媒体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有趣的是，前一个演讲者齐林斯基（Zielinski ）也提到了很多运动，包括Ant Farm、Van Gogh TV，整个一代的媒体活动。我可以说我正是来自那个时代，那里有我的集体经验、我的成长历练，还有我如何成为我自己。所以从那里开始，我开始拍科幻电影，这也解释了我为何选择科幻：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某种现实的逃逸路径。
我还想再提一下基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 ）关于战术媒体的一句话：“战术媒体是危机、批判和反抗的媒体。战术媒体从不完美，总是在发展中，它是行动性和实用的，参与不断质疑其工作渠道前提的过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993年到2003年间的情况，已经过去了20年。当我想要谈论病毒演变作为战术抵抗的方式时，我指的是什么？所以我的问题是，我们能把病毒看作媒介或战术媒体吗？作为病毒，我们怎样才能复制和扩散自己，并动员自己作为病毒？我们如何利用战术策略来使病毒细胞增殖，对抗控制装置和系统压制？病毒转化、酷儿传染、病毒之爱和生物黑客。我实际上很愿意向公众开放很多我的问题进行讨论，但我也想分享一个小广告，叫做红色药丸。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红色药丸实际上是由GENOM公司制作的一种即时药丸，其中包含了收集到的人类高潮数据。而人类的高潮数据实际上是通过握手来收集的，通过网络数据进行握手交换。GENOM公司还建立了一个生物网络（BioNet），这个网络利用人体内的生物工程红细胞，这些红细胞能够自我生成高潮，并且通过人类之间的握手，相互握手可以在人体内建立网络，基本上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节点。所以，如果要讨论P2P（点对点）技术，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节点，高潮数据也可以被收集。最后，GENOM公司希望将这些数据制成红色药丸，红色药丸是由红细胞制成的，内含极其精细的高潮数据。因此，最终这些药物可能会成功地在市场上销售。所以我想通过分享这个红色药丸来分享我的演讲内容，你可以选择是否接受这个药丸，选择留在这个体系，还是逃离这个体系。谢谢。
问答环节
问：淑丽老师，想提问您觉得媒体及相关运动的不断发展，是有利于我们女性去获得性别平等或平权的可能的吗？网路上把您作为当代具有代表性赛博女性主义的艺术家之一，在大陆比较有名的是从唐娜·哈拉维开始，包括朱迪斯·巴特勒一脉相承的一些理论，您怎么看她们的一些论述？
答：当然我们都有受到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影响，我想她最有名的著作就是《赛博格宣言》（Cyborg Manifesto）。我有时候蛮奇怪的，因为我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算是哈拉维的忠心信徒，我想说为什么我去制作IKU，然后IKU这个编码器（Coder）是一个复制人（Replicant）、是一个赛博格（Cyborg），那从这个开始到现在，哈拉维也已经开始谈到人类世（Anthropocene）、谈到与非人类建立亲缘（make kins with non-humans）。所以我想我刚才比较简单讲一下，可是原则上我相信就是说，我们跟随的已经不是在赛博格原则，而是一个人与非人转基因的一个交互，包括就是一个我讲的变体（transmutant），我们走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问：非常感谢您超级有趣的演讲。我想问一些关于时间性质的问题，我觉得也许有一种循环的时间感？在您的作品中，我觉得您对未来的科幻想象似乎是一种对于近年疫情的提及。我想知道您对未来与过去或现在的关系有什么看法，以及这是否也与您对非人类他者的理解有关，比如后人类中心主义或后人类时代的理解。也许这也涉及到一种非线性的时间理解？我不知道是否说得通，但我很想听您对这个话题说些什么。
答：基本上我认为我已经体验了未来，所以我并不认为我们在预期未来，我认为未来就是过去。我只能说是复古未来，所以科幻实际上来自我们自己真实生活的想象力，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制作UKI这部电影？实际上是来自于大量与生物医学或生物工程学的研究。在这个领域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反思这一代DIY生物艺术家的崛起，他们实际上正在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他们正在检验自己的身体。特别是在这方面，我谈到了一代年轻的酷儿、赛博女性主义者们正在这样做。在整个欧洲，目前我看到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生物DIY实验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整个生物合成与微生物研究的并行发展。当我制作UKI这部电影时，确实咨询了一些生物科学方面的意见，我在巴塞罗那的一个生物医学园区进行了一些研究，还与明尼苏达大学的的一位合成生物学家交流。我总是说只有因为我做过这些研究，才使我有了科幻的想象力。我并不认为科幻是一种纯粹的想象，它实际上来自现实。
讲者简介
郑淑丽 Shu Lea Cheang
郑淑丽旅法的华裔美籍艺术家、影像创作者。创作横跨各类型及多种媒材，题材触及种族、性/身体政治、建制化的权力、解放的能动性等思考，作品曾在古根汉博物馆、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威尼斯双年展、柏林影展等放映展出。自1994年起，完成《鲜杀》、《I.K.U.》、《体液Ø》、《UKI》等长片作品，以多元形式实验持续拓展酷儿科幻电影的想像。郑淑以作品《BRANDON》（1998-99）成为网络艺术先驱，这是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委托制作和收藏的首件网络艺术品。并以多媒体装置作品《3x3x6》代表台湾参加了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
Shu Lea Cheang is an artist and filmmaker who engages in genre bending gender hacking art practices. Celebrated as a net art pioneer with BRANDON (1998 – 99), the first web art commissioned and collected by Guggenheim Museum, New York, Cheang represented Taiwan with 3x3x6, a mixed media installation at Venice Biennale 2019. Pursuing her own genre of Scifi New Queer Cinema, she made 4 feature length films, FRESH KILL (1994), I.K.U. (2000) and FLUIDØ (2017) and UKI (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