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个人帐户: 第四届网络社会年会“网民21”备忘录

文/黄孙权（中国美院教授、网络社会研究所所长、第四届网络社为年会总召集人）
本文为第四届网络社会年會《新美術》專題而写，
部分内容曾于年会上年会上宣读。
首发于中国美术学院学报《新美术》2020，2月号

在过往前三届的年会，我们连结了各国的学者与行动者，打造网络社会的批判理论及行动网络。网络社会研究所成立以来，除了持续组织新形式的知识生产方式，如黑客松、合作松、科幻写作松、写作工作坊，开展学术会议与国际讲座；另一方面，也联合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的空间生产小组，进行淘宝村、“乡建中的中国”等大型研究案，探索从工业化到信息化的空间生产对中国社会关系与地景宏观具现的变化，并与国内外组织合作艺术区块链、分散式社交媒介实验、共笔平台、开放工作／讨论群组平台、开源线上电子期刊计划等等。过往几年，网络社会年会开启的新议题包含：

第一届“网络化的力量”，从哲学、美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角度，进行了网络社会理论的认知绘图（congitive mapping）。

第二届“与列斐伏尔前行：算法时代的都市论与日常生活批判”，向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学习，想象随着他走到今日，从日常生活与空间生产角度，来恢复我们的社会－生活空间。当今数码化的日常生活已让人们忘记他提出的“顿悟”（moment）的力量。习惯了好莱坞的快感，顿悟异化成了小确幸。网络里我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一切都是无时间（timeless），或说是，空间决定了时间¹。，我们处在哪个网络就过着哪里的节奏。顿悟变成了唯心论者的专利，心灵大师的收费课程，而非我们从日常生活苦难中存活的实践知识。

第三届“智慧都市网络”，讨论当前智能城市及其概念，IUF（Intelligent Urban Fabric）是我构思的知识与行动连结网络工作，邀请了三方专家批判地对谈，包含都市政策执行者（smart state）、团体组织（smart agnet）、市民（smart citizen），并邀请国际知名的黑客行动组织Dyne² 带领有关加密、隐私权控制、物联网的游戏与工作坊。总之，不要让智慧城市沦为建筑地产开发的广告项目，城市是市民的可欲之处，没有智慧市民哪来的智慧城市？

2019年，是互联网的五十周年（1969－2019）。第四届网络社会年会的主题为“网民21：超越个人帐户”，“21”既指“网民”[Netizen]一词被官方提出了刚满二十一年，又指21世纪的全球网络使用者。希望透过历史回返和现实的挑战，照眏往前之路。

在中国，互联网的开端是1987年9月14日。中、德两国学者联手起草了一封电子邮件“越过长城，走向世界”，于当月20日成功发送到德国。这是第一封从中国设立的邮件服务器发送出国的电子邮件。维尔纳·措恩［Werner Zorn］（德国教授）与王运丰教授在这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This is the First Electronic Mail from China to Germany.”
越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这是第一封从中国发到德国的电子邮件。

1990年11月28日，中国注册了自己的国际顶级域名CN，从此开通了使用中国顶级域名CN的国际电子邮件服务。1994年4月20日，“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工程”（NCFC）通过美国斯普林特（Sprint）公司连入互联网的64K国际专线开通，中国从此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

“Netizen”在英国剑桥词典解释是指“使用互联网的人”(a person who use internet)。对于沉浸在新技术工具欢愉中的人们来说，大概不会注意到“市民”这带有政治权利意涵的字眼被接到网络一词后面，是多么的过于轻易了。1998年7月，中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宣布对于netizen的中文翻译是：网民。2000年前后中国的QQ、博客、论坛崛起，互联网逐渐转变成“社会”和“市场”，开始了用户生产内容（UGC）的时代。2008年，中国网民数量超过美国，移动互联网超过了固网，互联网的行为节律和强度迅速增速，人们不眠不休地刷屏却只能发发见缝插针的短视频与短文字，晚期资本主义终结了睡眠³。网络社群的公共性成为个体连结与安置自我与群体关系的社交活动。“网民”们期待能够参与社会转化，采取激昂的行动（独立媒体、网络行动主义、公民新闻、自媒体），认为将改变上个世纪信息垄断情况。然而尽管今日的“长城”更多了，且仍发挥些许作用，却也同时帮助了全球大独角兽公司赚取暴利。信息越发及时、时空越发压缩，我们的生活时间越发萎缩。社会加速造成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步调加速，形成全面但非同步的“当前时代的萎缩”⁴.。永久在线的社交媒体上没有社会。在加速的社会中，网民变成了分心而倦怠的帐号（personal account）。我将以一个意象化的技术物来简要勾勒本届年会的四个议题之关联。

连线的荧幕

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经济泡沫化后，在一片跌停的哀嚎声中鲜少人注意某些新创公司（如2004年成立的脸书，同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谷歌）悄悄披上参与式文化与web 2.0的新名字，在2008年金融风暴后重回舞台。这些新创公司瞬间将互联网变成了在广告、云端存储、商品、工业领域，奉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为宗旨，进行大规模的市场竞夺，名之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公司化网络⁵，特征是既为市场又是公司，宰制了信息、商品、社会关系与我们每一个人，将使用者们生产的内容与个人帐户打包成不同的装配形式（assemblage form），成功让互联网经济重新复苏。

人类的文化形式，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聚集并非新创公司的发明，以前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 Rock Festival）和免费电音派对（free rave party），现在是红迪（Reddit）、四叶论坛（4chan）、微信朋友圈、脸友圈，各种圈（sphere）形成专属的回音室（chamber room）。差别是，以前柏拉图的洞穴外还有世界与他者，现在洞穴内外被单一技术所控制，这是数字政体（digital polity）时代，全球运算的堆栈（stacks）取代了地缘政治⁶。

当1969年的年轻人在伍德斯托克草原狂欢，美国华盛顿政府正为人类登上月球作宣传的时候，洛杉矶的工程师企图让两台笨重的电脑互相对话。该年10月29日，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工程师用电脑传了历史上第一条讯息“lo”（原本是要传送log）给斯坦福大学的合作伙伴的电脑，这是资讯时代的“顿悟”时刻。1972年电子邮件在美国网络实现后，网络就从信息运算资源变成了通信技术，电子邮件占据了当年国防部高级计划局网络（ARRPAnet）75%的流量。2004年脸书起步，从大学校园菁英的交友软件到今天拥有月活跃用户25亿的公司，使用者每天平均要打开脸书八次（其次是Instagram 6次，推特5次）⁷，脸书就是使用者的新闻、市场、多媒体日志，认识朋友联络旧友的“人情”社会。

在电音派对成为1990年代电子文化的集体形式前，1964年由罗伯特·穆格（Robert Moog）发明的 Moog Modular合成器，声音文化的“顿悟”时刻也诞生了，终结了类比声音年代⁸。新的听觉文化（audio culture）彻底改变了黑胶唱片与摇滚世代“真诚”、“原音”的文化。⁹1982年原作为电子贝斯机器失败后却成为电音场景最成功的“混音效果器”的TB303出现了，从此，电子之声是日常生活作息的声响，便利店的开门叮当声、家用洗衣机、电冰箱的提示音，苹果手机的语音助手（siri）和亚马逊语音助手（Alexa）智能助理的声控回答等等。

数字影像发展反而较晚，1880年感光胶片出现，但要到1981年才由索尼推出最早的数字相机，影像是以类比的NTSC[（美国）国家电视标准委员会]格式储存于2寸的软式磁碟（Video Floppy）中，1988年富士才设计出真正的全数字的静态照相机。1995年，数码视频（digital video）规格才制订，随着miniDV（微型数码摄像机）进入家庭与半专业领域。

便携式设备成为流行文化产业的核心，创造了“年轻人”，让他们从家庭、都市通勤与大众中“独立”出来。想象一下60后年轻人耳朵上的随身听与90后手上的手机的画面，便携式设备改变了人与机器的关系，技术物成为文化物。保罗·杜盖伊（Paul du Gay）深入研究了索尼公司的随身听产品，指出文化生产与生产文化双键性筑构了认同－生产－消费－管制规则－表征的文化循环，这里程碑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适用。¹⁰麦克卢汉主义者宣称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具体化了，在当时，“媒介即讯息”的确有超越时代的洞见。随着互联网的诞生，一切便携式设备都活了起来，流动空间有了自己的媒介，一个能够连结全球网络的技术物，一个技术的文化装置，这技术物背后的算法与存储资料，能够预测并影响人们行为，麦克卢汉主义者才发现他们错了，应该说“人是媒介的延伸”才对。

人类重要的文化表现形式都有特定的技术物发明，这是人类文明的元历史。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无需再标明“伟大发明”的日期了，信息技术每天都在不断革新，是当今一切日常生活的物质地基、建筑与天空。信息技术决定了人类文化本体论的边界，数字化终结了特定媒介形式，让跨领域艺术、声音艺术、影像艺术以及多媒体艺术艺术等门类诞生。

若是波兹曼（Neil Postman）能够更新其名著《娱乐至死》¹¹，也会感到迷惑。他对于铅字印刷vs电视影像的文化区分判断，在网络世界失效了。在互联网初期的聊天室，你透过文字就可以爱上从未谋面的人，以影像为主社交模式，人们不用对谈也可以爱上对方。人们既写也看，拍人也自拍，人们真的活在荧幕里。波兹曼认为“媒介即隐喻”是“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是的，但这已经不是媒介种类的斗争了，事实也并非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文字向影像屈服，文字与影像之争胜负仍在持续，如维基百科与油管（youtube）仍是全球谷歌搜索的一二名¹²。文化只是向一个连线的荧幕（wired screen）屈服。

这个荧幕绝非“隐喻”。这个连线的荧幕不是铅字或电视的媒介，而是存储与表现智人生命之物。与文字、声音、影像这些文化沟通媒介不同，它不是另一种新媒介，而是终结了媒介。这个技术的文化装置，转化了工业时代以降的社会与生产关系，起码包含三个新浮现的现况：

其一、垄断加剧

全球近51亿人“自愿地”把生命资料上传在被算法加密的云端，只有大公司所有者或“大政府”才能看见资料全貌。文化市场是公司的产品，键盘与摄像头的偏好都不重要了，民主政治与集权政治在互联网发展的结果看起来殊途同归，都迈向集中监控与技术集权。信息的集中化与网民的单一化（无差别的信源）同时产生，信息技术使得社会之收入、接近新技术的机会、使用新技术的条件的差距扩大。这很像工业资本主义的老故事，利用差异地理，亦即空间不均衡来创造财富的集中化积累，第一世界向第三世界收租，城市染指农村，第三世界、农村与与网络弱势者总是被弃置、利用、生产、再生产、再弃置，创造发展国家／城市／独角兽的极大化收益。

互联网的商业获利一直集中在几家新创公司，同样是高科技公司，所占份额仍有悬殊差距。一份商业资料显示，中国独角兽公司占科技业产值94.5％，集中在北上杭深，而中美独角兽公司占全球科技业产值比例高达八成¹³。

除了财富积累过度集中，能否接上（access）全球节点城市以及价值网络决定了竞争优势¹⁴，128号公路上的传统科技巨头为何不敌硅谷的新创公司？萨克斯尼亚（AnnaLee Saxenian）的经典研究指出了新创公司的氛围，以及公司化网络的全球－区域连线，如中国台湾新竹－硅谷（之后加上深圳）的合作关系，确保了技术发展和区域竞争的优势¹⁵。流动空间重组了竞争位阶，先发者决定了后发者的起步机会，这在中美技术竞争显露无遗。如人们所知，互联网的主网域名称早期都由美国控制，“5G标准”是一个商业－政治的技术发明等等。

不仅仅是连上线就行，有更多证据显示，精英知识分子以及一般大众使用网络的差别（信息格差）造成了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的两极发展有关信息格差与中国特殊的“奶头乐”现象，¹⁶。网络翻身致富的故事只是传奇，更多的是沉浸在快手秒拍的城乡结合部集体无面貌消费者。美国杨百翰大学选举与民主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lections and Democracy,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一项调查显示，离异或单亲家庭中31.9%的青少年每天在屏幕上花费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而这一数据在双亲和睦的家庭中为15.1%；在已婚的白人家庭中，54.7％的青少年每天花在屏幕上的时间不到一小时，在同一类别的黑人家庭中是28.4％；白人双亲家庭中，每日使用社交媒体1.5小时以上的青少年占17.2%，黑人双亲家庭则上升到32.1%。¹⁷。可见，越底层的人民越沉浸在互联网的消费性使用上，菁英阶级则是借由互联网通向创造与生产价值。互联网加快了全球连结，也加速了贫富与社会阶层的分化。加速社会成为垄断的基础，垄断是加速社会的结果。

其二、媒介即算法

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自愿或不自愿地，努力维持更新以便在特定圈内保有地位，习惯性地耽嗜并养成了新媒体¹⁸。人们无条件提供了生命轨迹，生活图像还有全球定位系统[GPS]的位置，与现在仍坐在英国伦敦大学玻璃罩的木制棺材中的边沁接收崇拜者和观光客的注意力一样，我们自拍和集体的自我塑像（autoicon），荧幕上的帐号就是个人的肉身与精神，今生来世都透明了。生命资料在统计／算法上是“为真”（ture），而连线荧幕后的网民是“真实”（truth），没有人知道真实是什么，只有透过真的资料在使用过程中显露、补抓。例如阿里巴巴的千人千面算法，说比使用者还了解使用者是对的，因为它远超过使用者对自我行为的预测，但也是错的，算法结果为真（买了猫饼干）仅仅是真实（猫奴）的一部分。什么样的广告出现在某一网民的浏览器上，就代表了这位网民某一面向的真实，以及代表这个广告所补抓拥有此特性的网民们。网民作为资料“为真”的浮动多义的符旨，只能从资料的用处中显露意义，因之网民是虚拟的，只能由算法将生命资料切片，呈现部分经确诊的样貌。在喟叹“后事实”（2018年全球互联网关键词）与恐惧假新闻的情绪中，人们追求“真实”的企图势必失败，因为，媒介即算法，这不是媒介即讯息的后代版本，相反的，这是一个禁绝生育的版本，之后没有人类的媒介，只有媒介化了的人类。回想一下法国的新批评与符号学开创者罗兰·巴特是如何“杀死”作者的，当然，他要杀的是大写的作者（Author）及其代表权威的考评者¹⁹，现在，那个大写的作者被算法（推荐）谋杀并复活了，再也没有将读变写，享受阅读文本的欢愉革命了，因为读的都是算法推荐的，而写的只是算法容许的。

其三、没有社会的社交媒体

荧幕（社交媒体是其具现）隔离划分了群众，洛文克（Geert Lovink）的〈社交媒体的深渊〉²⁰清楚地勾勒了社交媒体是如何将人们带向深渊的。他最新的著作《设计好的悲伤》²¹批判了人们无法离开虚无的平台而注定在平台虚无主义里悲伤。诡辩的是，正因为平台虚无主义，所以无论何种形式的在一起（togetherness）都变得更重要，这里而非别处，圈内而非圈外，形成了一个高度互聩的忠诚，我们爱上使我们锁在一起的枷锁和彼此。

网民21

当然还有更多重要的问题，但垄断、算法与社交媒体，镇压诸众差异却隔离个体，是网民21的个人帐户的紧急状况。相较于波兹曼钟情铅字年代与高呼人文不要屈服于技术的愿望²²，让我们回想一下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深邃的看法。在《话语网络1800／1900》²³.中，他透过对媒介底层技术－物质的考察，继承了尼采－福柯的系谱学的方法论对媒介元历史之探究，提出对西方1800“浪漫主义”文学的看法：母亲－母语－自然是生产之源，诗歌（通常是男人）是分配母语的通道，而哲学（都是男人）是消费诗歌的存储，亦即，哲学是储存人类生命文化的媒介。浪漫主义所有的文化表现形式都是可通译的，有继承连续关系的，符指可对应的“阐释”，文化（特别是文学）是模拟自身意义系统的媒介。到了1900的“现代主义”，特别在他的另一本著作《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中提出的，历史不再等于大叙事，历史分流于声学（留声机）、光学（电影）与文学（打字机），就媒介角度而言，现代主义之后，没有连续、可通译的阐释学了，而是不可通译、只能换位［transpose］的密码学。数字媒介可以将不同形式的媒介聚合起来，却不能改变它。

在德国洪堡大学任教期间，基特勒长期开设一门“UNIX编程”，他对数字媒介的研究并非一般人文学者的“后现代理解”。他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²⁴的导言中就指出了在数字时代，任何媒介都可以被转译为另外一种媒介，各种分流也因之无差别。

“只要数字了，什么都可以。
［……］一种连接在数字基底之上的总体媒介将抹除‘媒介’这一概念”。
Ibid，P1-2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数字─文学、数字─电影、数字─绘画、数字─艺术……就这点意义而言，他说计算机是“终结了一切媒介的媒介”，也终结了“历史”，“数字技术带来了某种弥赛亚式的终点”。“数字艺术”不再是新颖的类型而是尴尬的无所指了，数字革命之后再没有革命了。因之，“媒介”在数字时代，只能作为一种策略性的、临时的“表面效果”而存在，即作为“人”与“机器”相互作用时的那条交界线²⁵。

让我们物质化这条交界线：一块连线的荧幕，连线的荧幕取代了母亲、诗歌与哲学媒介形式，轻松转译换位并任意配对组合文学、声学与光学。我们的母语被连线的荧幕所表现、分配、消费与储存，诗歌、哲学、男人都不再重要了。就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我们有一个更容易理解的版本，一个对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经典的数学模型“通信数学理论”²⁶所遗漏的媒介所有权与使用者及其便携设备的补充：垄断性的大公司透过控制信道与信宿（存储），卫星、光纤、海底电缆、无线发射与个人设备云端存储，让信源成为公司的财产。网民21就是诞生于连线的荧幕中。就算黄昏真有猫头鹰飞过，我们停留在荧幕上的眼睛也不会发现的。

这是本届年会所揭橥的主旨，并希望能够引发以下我认为重要得四个议程：理解当代网络社会的精神生活、理论媒介历史的艰难，重启对媒介的政治经济批评与行动之必要，以及平台合作主义带来的希望。

当代网络社会的精神生活

齐美尔（Georg Simmel）于上个世纪初写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Die Groß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n，1904）²⁷与《时尚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Mode，1905）²⁸，捕捉了20世纪初大城市生活的面貌，繁忙孤单的人在都会人群中找寻认同的同时，又需要能表现出现代性要求的独特个性，流行就是模仿趋同（imitation），流行是人们找寻认同与区分你我群体的方式。网络化（reticulation）就是信息时代的都市过程（urban process），网络上的时尚就是迷因（meme）。齐美尔的看法在一百多年后仍然可以精确地照映出社交媒体如何深化了我们当今的精神生活。在互联网经过千禧年的狂飙到2008年后复位，对人类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无以弥补的心理通膨（psycho-inflation）²⁹。一切生活资料与精神资料都加速生产，过度信息，丰余选择，人们的时间永远不够，注意力经济导致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新自由主义化的主体于焉完成。我们为自己定下目标，跟随商业管理与时间管理的畅销书，分秒必争地努力，我们的行为被彻底时钟化，遵从录在手机里的行事历（同时也被录在云端），我们被不断警告维持不变即是落后。再也没有“大我”的温暖了，家庭关系破碎，社会福利削减，失业率不断爬升，我们不但成为政府机构与私人机构的临时雇员，也自偿自愿地成为网络社交媒体的劳动后备军，信仰遭受敌视与挑战，人与人的对话都是行销术，所有稳定之物不是消散在空气中³⁰而是在流动空间中高速运转，礼物经济只是加密货币的社交平台（如Steem与Likecoin）或者微信打赏。同时，越是市场管理力争上游书籍的消费者，越是信息资本主义下的流众（precariat）³¹。受困于新自由主义的人，其福音是新保守主义，在撕裂世界中，基本教义式的、亲内仇外的抵抗性认同³²是他们的救生艇，在诡谲的海洋中抱存希望。

韩炳哲（Byung-Chul Han）近来出版的短篇小书被广泛中译³³，可见人们对心理通膨的恐惧与担忧与日俱增。在韩炳哲这些小书中，令人感受到某种对“过往美好”的耽溺。那些大规模分心武器所制造的，比弗（Franco“Bifo” Berardi）称之为“屎尿风暴”（shit-storm）的无限小事，确实崩毁严肃的沉思与认真的对话，让共同性的追求更为艰难。然而我们或可从崩坏的礼乐里听闻礼乐，却无法停止崩坏。韩炳哲的哲学反思并非要我们回到过去，过往也并非美丽如斯，镜射工业时代的时空结构的人文主义主张，就算人们还有能力再注视彼此的眼睛，握着彼此的手，也无法可去，除非一种另立式（counter-site）的而非替代式（alternative）的技术－物质过程能够发生。对过往时代精神与物质构造的迷恋，对其念想，常常是哲学家的缪思，革命者的阿喀琉斯之腱。

比弗对于资本符号学／精神分析的“心理通膨”分析相较于韩炳哲的观点，是诊断式而非反思性的。在他的《漂泊狂想曲》³⁴以及新出的简体中译本《假如我是蝙蝠侠》³⁵中，对“心理通膨”产生的“英雄自救”之符号资本主义的精神病理进行分析。在DC漫画公司的蝙蝠侠电影系列中，英雄是社会结构崩坏的产物，当国家、城市政权失效，警察不可信与社会信用崩解，市民沦为无产者、弱者、毫无抗争能力的群众时，就只能等待富豪之子的英雄相救。这一点都不意外，甚至可以说是现实的写照，一个资本绝对主义（capitalist absolutism）的社会。名列《财富》杂志的数百名亿万富豪财富大幅增加时，贫穷、失业率上扬与社会福利缩减也是最严重的，富有之人以慈善襄助社会，而社会报以富豪们掠夺来的财富。自杀者是“自救”的蝙蝠侠，无差别杀人者则是想要被看到的“小丑”。在这种情形下，主张人类命运不屈从于任何神学法则或自然规律的人文主义传统，终将消失殆尽。

总之，捕捉了“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状，知产阶级（cognitariat），即那些失去灵魂的情感知识工作阶层，流众，即那些在零工经济求生的人们，如何在阴郁的时代精神下对抗比弗指出的即将到来的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的战争？他引用了瓜塔里（Felix Guattari）《混沌渗透》（Chaosmosis）中的观点³⁶，要创造一种类混沌，来对抗抽象的加速资讯机器，因为金融独裁（financial dictatorship）是高度抽象语言的主宰。他提出了嘲讽式的自主性，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不要寻求庇护，不要当蝙蝠侠也不要期待超人，不参与、不负责、不相信³⁷。“因为嘲讽是一种对任何知识的独立心态，是想象力的极度本质”（excissive nature）” ³⁸，也许我们应该更善待网络上的恶搞（troll），若科技／新媒体艺术不急于展示好莱坞科技的剩余价值，倒是值得思考的进路之一。无论如何，反思与诊断都是信息资本主义精神状态所需要的。

社交媒体政治经济批判

对媒介的批评、对社交媒体的忧郁远多于对社交媒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研究与媒体素养依然重要，但指向实践甚微，原因如前文所述，数字媒介不再如语言、文化形式或者其他次文化现象一样，仅仅作意识形态批判与表征的意义阐释是不够的。数字改变了当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所以有必要从价值生产、价值分配与价值实现三个面向进行分析，如同马克思《资本论》三卷所做的。公司必须尽可能降低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亦即劳动力价格，因为固定资本如机器、地租、原物料是不可缺的，减少可变资本支出才能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并非追求最高利润，而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很明显，在社交媒体平台，使用者无偿的劳动力为公司资本创造惊人的剩余价值，可变资本几乎为零，价值分配由投资机构与公司全拿，而价值实现又正因为掌握了数据（本应该是劳动成本）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使用者成为i奴（islave），从农场逃离的黑奴，士族贵族的长工，运奴船只上被贩卖的劳工，如今全部都回到荧幕前自由地工作，自由人成为自由的奴隶³⁹。

1970年代自主马克思主义者（即Autonomia Operaia派）提醒我们，以阶级中心为分析与行动的依据来反转地看待［reverse perspective］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关系是重要的。工人们不是因变项，资本才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资产阶级试图从工人阶级解放出来的一系列的历史。抵抗先于权力（这也是福柯的观点），抗争先于资本。

工人们如何成为自变项？离开社交媒体显然不是选项。开源主义者与黑客行动主义者（hackactivits）有非常多具体“热秋运动”的实践。去中心化互联网（Dweb）的各种突破技术集权的尝试，加密无政府主义破坏高科技巨头们对信源、信道、信宿的完全控制，流动民主工具让社群重回开放理性的讨论，对996的抗议，以及如长毛象（mastodon）取代推特，离散（Diaspora）取代脸书，口罩书（maskbook）干脆就在脸书系统上加密，让使用者的劳动与资料不会被贩卖，借此有集体的力量谈判。总之，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而这一切关键都是拿回可以实现的劳动价值。

媒体考古学

从麦克卢汉、波兹曼第一代创立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到纽约媒介研究的三剑客盖洛威（Alexander R. Galloway）和尤金•萨克尔（Eugene Thacker）和麦肯锡·沃克（McKenzie Wark）轻巧的批判，特别是三人合著的《逐出：三问媒体与媒介化》最有代表性⁴⁰。书中对媒介的三大质疑显露作者对新媒体疲软的不满，拒绝将新媒体安置在任何事物上（好像将数字安放在各种艺术之前一样）。对媒介研究已经高度媒介化（或说哲学化）之时，媒体考古学是解药吗？

诚如洛文克所指出的那样，思辨性媒介理论早在1980年代就达到了巅峰，剩下的是执行的问题。一直以来，对社交媒体好的批评更多来自好的新闻记者，或与硅谷甚密却还带点批判风味的老嬉皮、少数的密码朋克们而非圈外的理论家。软件研究还没真正浮出台面，邪恶媒体（evil meida），一种无关观者想法而可以自我启动的媒体研究对艺术想象力的激发比分析有效⁴¹。我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生们曾整理了一份中国互联网发展史，多达数万字。我们目睹了“长城”如何打开又围了起来，体会过从拨号上网到直接光纤的中国速度，知道谷歌、脸书、维基百科来了又走，总之，长度要用无限卷轴（Infinite Scrolling）才适合阅读。成为网页新设计标竿，诱人的无限卷轴不正是一种最好的历史比喻吗？从第一封电子邮件开始，“天涯”、“榕树下”到今日的社交媒体，若仔细探询当中的历史皱褶，每一细纹都可以是另一种现实，这里埋藏了科幻小说最有力量的架空历史（alternate history）的想象，也埋藏了许多历史性计划（historic project）的行动。对当下分析才能知晓过去的意义，无论新史学、系谱学或是其他方法论，从唯物角度，从物质－技术角度思考（同时也非常诗意地）来考证网络化媒介是重要的工作，认知到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并不是文学想象，而是可能的历史现实。同时我们要谨记基特勒提醒的，我们可以在图书馆里努力地查询资料，分析档案文本，找出被遗忘的历史，权力如何成为知识，如福柯知识考掘学一样，但也要记住，有些书根本不在图书馆内。

平台合作主义

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家泰瑞·伊格顿（Terry Eagleton）写了一本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⁴²，这问句隐藏了他要回驳当下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意思是“难道现在马克思不对了吗？”。

我们每日辛勤地通过键盘分享美食猫咪与感情，自愿无偿地工作，应该对脸书发起求偿诉求？还是努力学习网红直播主，成为这世代文化创意工作者的楷模？实现了点对点的交易，文化生产者与无偿劳动者的生存与认同焦虑就解决了吗？人们为何愿意付手机流量费用却不喜欢为内容付钱？我们为何轻易接受内容给所有人看但盈余被少数人全拿？劳动价值若非靠着聪明的黑客行动者的行动，一般人要如何拿回技术？要如何另立系统？要如何能够透过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与可得技术（affordable tech）而非追求高科技来拿回劳动价值？

答案就是注重经济与民主的平等合作社，或更强调技术角色与技术所有权共有的平台合作社。合作社跟马克思思想一样古老，都不是新玩意儿，却是对的答案之一。在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不相信政府与大企业、大银行的人开始以新的想象重启合作社，在柯斯特与学生对巴塞罗纳非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考察中，合作社已经发展到艺术、教育、农业、住房、货币金融、信息沟通等领域⁴³。优步（Uber）与爱彼迎（airbnb）崛起后，由于侵犯劳工权益而成为全球关注的议题，继而在许多国家引发了劳动权益法律纠纷与抗议行动。合作主义联盟（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PCC）由纽约新学校的特雷伯尔·肖尔茨（Trebor Scholz）发起，从2014年开始了每一年的大聚集，在全球发动了新合作主义运动，同时出版了许多有关平台合作主义的著作。如由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赞助的由肖尔茨所撰写的《平台合作主义》小册子免费发行，挑战了以公司利益为主的“共享经济”的误导，有中文版翻译释出，网络社会研究所编辑的电子书《让我们平台合作社吧》第一版也收录了此文。运动也带动了如P2P基金会对共享文本与概念的重视，以及征集全球程序员协作的“如何开始平台合作社”（另一种新创公司）的程序工具箱。如今，许多成功的平台合作社案例不断激励人们，要拿回社交媒体与平台资本主义丢失的社会和劳动价值是有可能的，这值得另外写一篇专文介绍。

其中最重要的几本著作值得一提，肖尔茨编辑的《数字劳工》⁴⁴与《优步化工作与低薪》⁴⁵，可视为对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帝国》⁴⁶所提出的“情感劳动”与柯斯特所谓的“网络劳工”⁴⁷抽象理论对象的当代劳动条件现况之补充。肖尔茨和内森·施奈德（Nathan Schneider）共同编辑的《我们的要去骇回来和拥有》⁴⁸虽然不像电子前沿基金会创始人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写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如此科技乐观主义，或是如麦肯锡·沃克的《黑客宣言》⁴⁹激昂善辩，可是更落地和可以实现。因为真正的斗争并不在于个体与大政府、独角兽公司的斗争，而是人们如何用负担得起的新技术来一起完成共同的需要。

这也是网络社会研究所在2017于上海、2018年于香港（与PCC大会同时举行）都组织了合作松（coopathon），与程序员、黑客、合作社员、艺术家、经理人、非政府组织干部成员一起工作，谋筹未来的原因。

2018年于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pcc大会与中国美院网络社会研究所举办的合作松二全体合影

超越个人帐户

我希望能够尽量地勾勒“网民21”的现况，由一个技术的文化装置连接的无所不在的公司化网络（相对于平台资本主义而言，我更喜欢这种说法）已经将我们逼入后人类的世界，这个真实世界（worldness）由资本垄断、算法与社交平台所建筑，最糟的是，这并非由我们深思熟虑而来。理论上，重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媒介历史化的工作一样重要，这使得我们有条件来诊断当今符号资本主义的各种病征。然而，要减缓痛苦，就要在完全降服或死亡之前，找到自己和世界需要的行动方案，重视合作平台主义的愿景与行动成果，是可以开始的第一步。要脱离社交媒体的统治，则需要一个有爱的互联网，让我引用2018互联网档案馆的去中心化网络峰会（The Internet Archive’s Decentralized Web Summit 2018）的主题宣言来做为结论，以此来超越个人帐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