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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网络社会年会-智慧都市网络(IUF)报告人 | 奈德·罗斯特:地方媒体理论

德·罗斯特(Ned Rossiter)是一位媒体理论家,以网络文化、文化工人的政治、后勤媒体和数据政治的研究著称。西悉尼大学通讯学教授,联合受聘于文化与社会研究所以及人文与传播艺术学院。著有《组织化的网络:媒体理论、创意劳工和新机构》(Organized Networks: Media Theory, Creative Labour, New Institutions)(2006)和《软件、基础设施、劳动:关于后勤噩梦的媒体理论》( Software, Infrastructure, Labor: A Media Theory of Logistical Nightmares)(2016),与希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合著《社交媒体后的组织》(Organization after Social Media) (2018)。目前正在与索恩克·采勒(Soenke Zehle)合著《对数码对象的经验:思辨熵学家的急件》(The Experience of Digital Objects: Dispatches from a Speculative Entropologist)。

Ned Rossiter is a media theorist noted for his research on network cultures,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labour, logistical media and data politics. Rossiter is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at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where he holds joint appointments in the Institute for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Arts. Rossiter is the author of Organized Networks: Media Theory, Creative Labour, New Institutions (2006), Software, Infrastructure, Labor: A Media Theory of Logistical Nightmares (2016) and (with Geert Lovink) Organization after Social Media (2018). He is currently writing a book with Soenke Zehle called The Experience of Digital Objects: Dispatches from a Speculative Entropologist.


媒体理论,自动化与数据的地缘政治
Media Theory, Automation and the Geopolitics of Data

据集(Datasets)定义了我们的处境。这一后基特勒(post-Kittlerian)的断言指出,为了训练软件去应对受控环境中的变量,海量数据被堆积起来。例如,任何特定省份或国家的交规数据,都只是生产自动载具所需的众多运作参数中的一个范畴。反过来,由于程序要处理的是行驶时意外闯到车前的东西,所以对偶发编程这件事又得针对特定文化情境。儿童、老人、慢跑的人、小狗、球类或任何其他可能造成交通事故的东西,会依不同的文化与社会习俗而不同。西方与北欧市民们循规蹈矩的倾向与罗马繁忙街道上行人们的举止截然不同,与加尔各答或雅加达的情况就更是对比强烈了。换言之,这个处境已然成了一个试验台,来测试这不易被转译的世界。

优化、控制、度量器、仪表、预测、先行购买、任务、列表、评级、它动化(heteromation)、交易、原始数据、自律性、适用性、统计归纳、复制。从这些类型学、范畴、行为、惯例和程序里,可以汇编出一套内在于AI和机器学习的技术的媒体理论。在设定关于自动化技术的媒体理论的坐标和轮廓的工作中,本文意在辨明软件工程中的一种地理文化编码如何揭示了技术产业中的地缘政治。无论是IBM的“爱因斯坦”、客户关系管理平台或伊龙·马斯克(Elon Musk)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投资,其编入系统的运作参数都难免受到自身文化背景的影响。例如腾讯和阿里巴巴公司的自动客服技术的文化初始设定就不同于源自硅谷的平台资本主义。

总之,数据经济的地缘政治预示着一场全球范围的地域竞争。对此,源于平台架构的运作逻辑的概念生产便可为我们提供一些解释经验世界的模型。媒体理论不必乞灵于STS(科学、技术、社会)的民族志或相关领域,因为只要质问权力并找到实例,媒体理论就能让我们理解变幻莫测的自动化世界。

Datasets define our situation. Such a post-Kittlerian dictum speaks to the massive accumulation of data required to train software to respond to variables within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Data on legislation related to driving law within any particular province or state, for instance, fulfils just one category in the parameters of operation necessary for the production of autonomous vehicles. The programming of contingency as it relates to unforeseen objects launching unexpectedly in front of a moving car is again specific to cultural situations. Children, elderly people, a jogger, dogs, balls, or any other object or thing moving in ways that could produce an accident are going to vary according to cultural and social habits. The rule-bound tendencies of urban populations in western and northern Europe are dramat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behaviour of pedestrians on the busy streets of Rome let alone somewhere like Kolkata or Jakarta. The situation, in other words, has become the testbed for a world not easily translatable.

Optimization, control, metrics, dashboards, prediction, pre-emption, tasks, lists, ranking, heteromation, transaction, raw data, autonomy, adaptivity, statistical induction, replication. These are some of the many typologies, categories, actions, routines and processes from which to compile a media theory immanent to the techn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setting out the coordinates and contours of a media theory attentive to technologies of automation, my aim in this paper is to discern how a geocultural encoding within software engineering indexes an optic onto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ech industry. Whether it is IBM’s Salesforce Einstein, a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platform, or Elon Musk’s investment in autonomous cars, the parameters of operation coded into these systems are informed by the cultures from which they emerge. Automated customer service technologies from companies such as TenCent and Alibaba hold default cultural settings that are not equivalent to the platform capitalism stemming from Silicon Valley.

In short, the geopolitics of data economies signals an emergent contest of territoriality on a planetary scale. The production of concepts derived from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platform architectures can provide explanatory models of the empirical world. Media theory need not be obliged or beholden to the ethnographic methods of STS and cognate fields since it is through the question and instantiation of power that media theory can make intelligible the variational conditions of automated worlds.

报告正文

奈德·罗斯特演讲

时间:2018年11月22日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报告厅
整理:魏珊
编辑:叶V

介绍-个人研究轨迹

在这个介绍中,我要提出一个跨大陆的媒体理论视角,它在很多方面都出于我个人跨越亚洲、欧洲和澳洲的工作和生活经验。过去8年里我供职于西悉尼大学的文化与社会研究所。我的研究方向也出于一系列项目的集体研究经验,我们调查在诸如北京、上海、悉尼、加尔各答、雅典和瓦尔帕莱索(智利)这些全球节点的公共设施和经济之间、 区域和主体性之间、以及治理和劳工之间的相关性问题。最近,这一工作扩展到了新加坡和香港。

在这里我简要介绍4个主要研究项目:

1.北京创意产业会议(2007/08)+《城市中国》杂志

我们与建筑师、设计师、电影制作者和理论家一起研究诸如移民劳工、信息地理学、废物经济学(waste economies)、艺术村和市场工程学这些议题,画出了一个北京创意产业的反向地图(counter-mapping)。由于把媒体研究、都市研究搬到学院外,该计划发展出了平台研究的原型,并进一步界定出之后三个跨大陆规模的计划。

2.变迁劳力:回路,区域,边界(2009-12)+小册子+数据可视化+电子游戏

该计划调查了上海、加尔各答、悉尼的劳工和物流的回路。集体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电子垃圾工业、加尔各答的 IT小镇、悉尼的船舶和运输工业的劳工制度。我们研究了全球基础设施和软件标准是如何将空间、劳工和操作程序跨地理规模、跨时间模式地缝合起来的。

3.物流世界:基础设施,软件,劳工(2013-17)+帕尔格雷夫出版,OHP出版

在雅典、加尔各答和瓦尔帕莱索之间,我们调研了将中国制造业连接到世界不同角落的流通与控制的制度。我们的兴趣在于基础设施和软件如何融为一套治理术,用以协调和控制名为“新丝绸之路”的以中国为核心的贸易网络当中特定节点的物流运营和劳工实践。

4.数据农场:回路,劳工,区域(2016-20)

当前的项目把我们的兴趣拓展到全球范围的数码基础设施、劳工体制和具有制造世界能力的技术,它考察了位于新加坡、香港、悉尼的数据中心产业。这一项目探究了数据中心对亚洲数码经济的意义,以及数据储存、处理、传输的设施如何影响国家主权以及向自动化社会过渡的进程。

在德国还有一些项目提升了这些计划。吕讷堡大学数字文化中心举办了各样工作坊,内容包括企业资源规划软件系统、计算城市、批判的组织管理研究、算法文化。柏林洪堡大学聚合与迁移研究所 (BIM)在2015和2016年的夏季大学举办了“ 物流调研:生命形式,迁移,复数的共同(the Common(s).)”的活动。

杜伊斯堡的物流与迁移的交集的研究又接续补充了最后这一活动。杜伊斯堡是德国在中国的地缘战略“一带一路”(也称“新丝绸之路”)之下的核心经济和工业基地。

跨地方的媒体理论

如所有理论一样,媒体理论也受到其地方主义的困扰,即使它已很注意这一点了。 你可能还记得海德格尔是如何拒绝柏林教席,而宁愿留在地方。因此,对于地方主义也有一些积极的看法:它可以为炮制独特的概念提供条件,这些概念与深厚的历史知识相结合,可以产生跨越数代人的遗产。但是,当本体论的条件从大地的庇护转变为媒体系统技术性的等高线时会如何?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条件,我们需要探索、找到不同的概念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就内在于媒体情境中,事关模式和预测、复杂性和控制。

无论我们生活在何处,都需要克服地方思想,这种思想往往阻碍人们去理解当代媒体-基础设施的力量及其惯常的运作模式,而大部分人的生活却被它们所塑造。

让我明确一点:我并未将地方与新自由主义全球性的一些变体进行二分。不,我们总已经是地方的了,这是我们的情况。关键是集体地设计出横向关系,将各个地方缝合在一起,使差异产生。我们得承认自己创造的概念的有效范围有限,我们需要去探测它们能走向何方、能做什么。

媒体理论向世界开放时会如何?

我的工作部分地由这一问题所激发。而处理这一问题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建立对集体研究和概念生产的跨大陆方法的开放性。

概念生产

我力图于从批判性经验研究的集体经验中产生概念。我越来越从技术手册和行业报告中获取概念灵感。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注意中国,注意它的来自初创部门的五年计划和报告,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行业发展,以此透过基础设施来辨识地缘政治轮廓。

媒体是地缘政治的,因为它们在空间中延伸。媒体也是时间政治的,因为它们产生经济、劳动和生活的节奏和脉搏。

如今,哲学很少产生新概念,反而往往管制思想和限制创造。 在着手当代地缘政治问题时,我的方法和分析技术始于媒体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当今也常常是一个基础设施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希望参与和遭遇世界,那么模板理论(template theory)就派不上用场。正如大家所知,这个世界在生态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交叉线上经历着相当混乱的全球危机。

所谓模板理论,就是企图先获得典范观点,并在多种条件和情境中运用之。虽然我们的历史条件并不在所有方面是全新的,但我们当前的时刻让人感觉身处奇点之中,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理论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它对世界的责任是什么。

如今,我们需要使媒体-理论的进路对世界的动态保持活力,这一进路对认识论和历史很敏感,但不能简化为它们。

在算法治理系统中,认识论已被纳入监控社会的技术之中,对此我稍后会再说明。但我们不需要屈服于权力的计算。

虽然那些注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看似无穷无尽的消极浪潮很难对付,但我们其实能行。我们不必接受技术悲观主义者的立场。

此时,我想起一些鼓舞人心的案例,例如2014年香港支持民主的雨伞运动,他们通过蓝牙通信网络使用分布式计算。

全球规模和技术体制

我所采用的跨大陆视角突显了非可操作性(inoperability)的社会-技术的具体案例去干扰、破坏那些控制和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的数字技术的多变的方式。换句话说,系统很容易就崩溃了。正如基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提醒我们的,联网(Networking)还意味着断网(Notworking)。

令人不安的权力体制的形式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加尔各答郊区的新IT镇和拉贾哈特(Rajarhat)智慧城市中的小农社区。

西孟加拉邦政府启用了殖民地时期的行政残余,1894年的“土地征用法”。通过2005年的“经济特区行动”,政府能够合法地为拉贾哈特变出一种土地使用分区技术,用以吸引外资,资助将肥沃的农业、渔业用地向非农业用途转变。面对这种暴力剥夺,小农社区故意破坏当地的基础设施。

“原始积累”——或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更喜欢用“剥夺积累”——的过程导致了数以万计的农业人口丧失了经济和社会地位。 在拉贾哈特的案例中,征用土地和对部分被强制迁入“服务村”的农民工的再动员是物流城市及其数据经济的条件。故意破坏道路、光纤电缆等基础设施是思考世界上许多地方目前正在进行的媒体基础设施转型的构成性外部(constitutive outside)的一种方式。

就中国的电子废弃物行业而言,我们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在其中“供应链资本主义”——人类学家罗安青(Anna Tsing)的术语——正遭遇协议总体(protocological totality)极限。 在航运业、仓储业、配送中心里起重要作用的物流软件架构也在供应链内部运作,这些供应链将有毒的基础设施废弃物运送到地球各处。

但是,有一个强大的非正式行业正在收集和拆除废弃的淘汰了的电子设备。这一行不使用昂贵的、技术复杂且常有漏洞的企业资源规划软件,如SAP(思爱普企业资源管理软件公司)和Oracle(甲骨文企业软件公司)的。 相反,非法的电子废弃物行业通常用预装在电脑上的或易于下载的MSN、Skype、微博等软件来维持其日常网络运行。

我所关注的是,非正式行业的软件世界与高端ERP(企业资源规划)软件在协议上的不兼容或边界。 这意味着致力于一切可查、可计算、透明的物流世界遭遇了一个建构性的外部——废弃物的次级经济,由于协议上的断裂和平台竖井(platform silo),它无法在控制技术的元层级内被登记。

同样,这导致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主体性:我称之为不可治理的主体的产生。这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一个在AI和面部识别技术的投资、研究、开发都有大量增长的国家——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最近的治理技术,如阿里巴巴的芝麻信用和社会信用体系,使得一切物和人都在一种优先购买权和预测的控制范式内可见和金融化了,。这并非中国的特殊情况,这些技术正在全世界范围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中国腾讯和阿里巴巴的面部识别技术和社会信用系统似乎正在形成总体化的技术体制,但据我所知,中国各地方的技术架构和社会实践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后数码状况下的媒体理论

在某些方面,媒体问题变得比以往更加不确定。 媒体理论似乎被其无处不在的研究对象所遮蔽。随着中介的技术越来越多地进入感觉的社会(societies of sensation)和校准的经济(economies of calibration),媒体和通信学科迄今所享有的知识垄断在每个人都是专家的当今世界中受到挑战。在学院里,许多学科都声称有权谈论数字技术 :数学家、城市规划师、工程师、生物学家、健康科学家、社会学家、建筑师,仅举几例。

在整个社会里,我们都被鼓励发表评论,且越来越难以摆脱被迫连接的压力。然而思想的充分结晶往往在危机时刻——假设这确实是媒体理论的现状。虽然我们中的许多人认同跨学科方法或接受学科混杂的形式,但在被数码物治理的环境中,媒体理论仍然有独特位置。当媒体触及了它与劳动和生命、有机和无机相融合的一般条件时,权力问题被放大了。当对通信媒体的物质属性和发展趋势的好奇心与对权力运作的批判性调查相结合时,媒体理论就维护了其本体论和认识论维度。

如果说计算机器已经取代了再现制度,那么媒体的本体论属性将从属于排序、分类、相关性、模式识别、预测和先发的程序。如果权力被理解为内在于主体化过程和治理技术,那么权力的生产、分配和力量同样内在于这些更偏认识论属性的程序,它们与媒体的本体论属性不同。这些程序是一种权力模式,而它的极限由间隔(interval)所界定。

尽管分类系统渴望达到总体,但它们的逻辑却被隔开类与类的缝隙所纠缠。在生态保护专业领域中,这个问题被称为分类障碍,要克服星球生物多样性的信息和知识的不充分,得额外培训分类学家和博物馆策展人。

当然,这种培训是为了制定一套话语来为某个专业的未来申请经费。它没有处理存在于1和0 的间隔中的认识论空白和政治潜力,这个间隔也是数码的数学基础以及计算程序得以建立的基本架构。

因此,间隔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纯粹的偶然性和不可理解性或不可通约性的空间:构成间隔的东西既逃离了决定主义(decisionism)的权力,又受制于它。与数码的“离散点” ——或者数码的决定主义——相反,模拟的世界由“连续变化”定义。人们很容易将物质性的勃勃生机全归于模拟。

然而,我们非常了解数码的物质性:从印刷电路板的单晶硅基板到放置服务器机架的数据中心的建筑形式,从同轴电缆的铜合金到在智利山脉开采元素金属的痛苦的身体

作为技术物和电子系统,数码由物质世界的多种变体所生产和制约。

毋庸置疑,数码在操作层面构成了整个机构设置、都市系统、工业部门的习惯和常规,以至于乍看之下的非数码——大学里的教学和行政工作、呼叫中心的工作、驾驶长途卡车在澳大利亚从东到西跨越纳拉伯平原——实际上也与数码息息相关,可以回读到数码。

换句话说,物质世界正在消失。这并不是说它已经超出于、外在于数码的校准机器。

在计量的社会中,新实证主义在大学和机构——例如政府部门、智囊团、非政府组织、游说团体和知识生产的服务公司——的学科环境中占据权威。

悖谬的是,数码的媒体理论的任务是追求非数码的思想。这也相当于一种政治,一种与计算和代码、综合与连接、程序与先发的数码决定论斗争的政治。

数码的媒体理论探索媒体的特性,从而在追踪社会(society of tracking)中构想一种消失美学。非标准化和测不准的社会-技术系统的世代,相当于一种敏感于偶然性的隐蔽的和非透明的政治。

简而言之,我对如何上演、运作一种消失的美学的提议是回到间隔的数码逻辑。消失的美学由媒体、数码、物质所构成:因为媒体无处不在;因为数码的二进制判定不记录物质;因为物质不能被数码完全记录。

在消失的美学中——我们现在或许可以称之为数码媒体的物质性——时间会累积,无论在计算系统中的间隔的时间性多么微小。 萃取技术(extraction technologies)之外的时间正是生存的时间。

演讲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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